經過乾隆帝的再三諭告和堅持遠征，才使大多數滿洲王公大臣從內心裏接受了出征準部的主張，從而積極調兵遣將，備辦糧草馬匹器械。這樣一來，便為順利進軍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
二、變方略“以準攻準”。
乾隆帝在十九年五月初四日第一次正式向有關大臣宣布征準的諭旨中，對怎樣用兵也作了原則性的指示。他講道：明年興兵所需的糧餉士卒馬駝，均應預先籌劃。西路需兵二萬，欲撥甘綠旗兵八千及西寧、州、莊浪、西安、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和新降厄魯特兵前往。二十一日軍機大臣奏準：北路派兵三萬，西路二萬。僉派京城滿洲兵四千、黑龍江兵二千、索倫巴爾虎兵八千、綏遠城右衛兵二千五百、西安滿洲兵二千五百、州及莊浪滿洲兵一千、寧夏兵一千、察哈爾兵四千、新降厄魯特兵二千、歸化城土默特兵一千、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哲裏木兵二千、昭烏達兵二千、喀爾喀兵六千、和托輝特兵五百、宣化大同綠旗炮手兵一千、甘肅各營與安西綠旗兵一萬，共兵五萬。每兵需馬三匹，共馬十五萬匹，另需駝一萬六千頭、口食羊三十萬隻，於喀爾喀四部、內紮薩克六盟、三車淩及“甘肅所管番子”處采買，不足者，從官方牛羊牧廠提取。
軍機大臣奏準調派的五萬名兵士中，有清帝認為可以信賴的滿兵一萬三千名，索倫、巴爾虎兵八千名，還有久隨征戰的察哈爾兵四千名，土默特兵一千名，共二萬六千名，超過了全軍總數一半以上。另外還有阿拉善、哲裏木、昭烏達、喀爾喀、和托輝特等蒙古兵一萬一千名。滿兵、索倫兵、巴爾虎兵和蒙古兵共三萬七千名，綠旗兵才一萬一千名，滿蒙士卒占了出征軍隊總數的四分之三，與雍正九年主要依靠綠旗兵(西路軍皆綠旗)相比，有很大的差異。這一事實表明了乾隆帝確實是下了決心，一定要平定準部。
軍機大臣所說的新降的厄魯特兵二千名，是三車淩的士卒，親王車淩領一千，隸北路，車淩孟克和色布騰協助辦理；另一千由郡王車淩烏巴什率領，隸西路。這兩千名杜爾伯特士兵隻占全軍總數的二十五分之一，影響有限，主要起向導作用，引導大軍前進。
關於平準之後的根本安排，乾隆帝於五月初四的諭旨中隻原則性地說了要“眾建以分其勢”。過了二十二天他命軍機大臣傳諭定邊左副將軍策楞時，便進一步指出，要對厄魯特蒙古，按原來“四衛拉特(即四部)之製，議編四部，封汗別居”。
至於出征的時間，乾隆帝根據降人提供的情況和群臣的建議，最後決定於二十年秋季用兵，由軍機大臣傳諭各地奉調士卒，俱於二十年四月內分別到達西路、北路軍營。
對出征官兵和蒙古王公、台吉，乾隆帝從重獎賞。十九年五月規定，給“出師人等”“治裝銀兩”；大臣官員各賞俸銀二年，京師前鋒、護軍各賞銀四十兩，駐防滿兵三十兩，綠營兵二十兩。哲裏木、昭烏達、阿拉善蒙古台吉各銀一百五十兩，管旗章京一百兩，參領八十兩，佐領五十兩，兵二十兩。厄魯特(即三車淩部)管旗章京各賞銀二百兩，參領一百兩，佐領八十兩，兵三十兩。各蒙古王公紮薩克，按爵級分別賞賜。明年正式進兵時，出征官兵、王公，“俱照舊例賞給”。《清高宗實錄》卷465，頁17、18、20.
正當清政府積極調遣兵馬趕運糧草加緊進行用兵的準備工作時，突然北路軍營送來消息，定邊左副將軍策楞奏報，七月初八日，阿睦爾撒納帶兵五千餘名、人口兩萬，已進邊卡，投奔大皇帝。阿睦爾撒納的來歸，對進攻準部發生了強烈影響，乾隆帝為此對用兵安排作了重大的改變。
阿睦爾撒納是和碩特部拉藏汗之孫，係策旺阿拉布坦的外孫，因其母博托洛克改嫁輝特部台吉衛征和碩齊，故成為輝特部首領，遊牧於雅爾，其同母之兄班珠爾為和碩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娶杜爾伯特台吉達什之女後，襲殺達什，脅迫其子訥默庫歸附於己，權勢激增，“令行三部”，野心也就越來越大，欲圖統轄整個厄魯特四部，因而與達瓦齊征戰不已。乾隆十九年五月達瓦齊親領精兵三萬，又遣驍將瑪木特率烏梁海兵八千，東西夾攻，阿睦爾撒納不能抵擋，遂與訥默庫、班珠爾領輝特、和碩特、杜爾伯特三部二萬餘人投降清朝。乾隆帝久知其驍勇多謀，“為部眾所畏服”，“乃最要之人”，從優款待，厚加賞賜，封其為親王，封訥默庫與班珠爾為郡王，並擬於平定達瓦齊後編設四部時，封阿睦爾撒納為輝特汗、班珠爾為和碩特汗。乾隆帝命策楞盡速送其往熱河朝覲，以便詢問準部情形及其關於用兵的建議。為了能夠早日見到阿睦爾撒納，能多談幾次，乾隆帝甚至不惜打破慣例，加速行走，本來從北京至熱河避暑山莊“須行六站”，現在他諭告軍機大臣，下令來去都“並作三站行走”，並著重指出，“朕所以計日並站而行者，無非急欲見阿睦爾撒納之意，將此寄知玉保(北路軍營參讚大臣)，令其曉諭阿睦爾撒納知之”。《清高宗實錄》卷469，頁10、11、16，卷470，頁8、9、11，卷471，頁8、12，卷475，頁3.
阿睦爾撒納遵旨於十九年十一月初趕到熱河，詳細呈述了準部大亂、達瓦齊失德寡助的情形，並提出了進軍的最好時間。先前阿睦爾撒納於七月初進入邊卡時，也許由於戰敗之後十分氣憤，急欲報仇和返回故部，因而向定邊左副將軍策楞建議：“現在準噶爾內亂，人心離散，黃教頹廢，若乘此機會，領兵前進，先將包沁紮哈沁人等收服，兵威遠揚”，準部人員來降，即行收納，又可接應與己同來而落後於途中之人。到了避暑山莊後，他提出最好於明年春天出征。原達瓦齊的勇將瑪木特降清後，亦提出同樣建議。《清高宗實錄》卷470，頁8、9，卷479，頁20；《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
乾隆帝根據阿睦爾撒納等人的奏述和建言，考慮到形勢已與半年前有了較大的變化，便修改了作戰方略，主要是在兩個方麵作了重大的改變。一是將出師的時間提前，由原定二十年秋改為春季進兵，後並具體規定於二月出發。二是大量減少滿、蒙、漢兵丁，由原來以滿兵為主輔以索倫、巴爾虎和蒙古兵，酌用綠旗，將三車淩的杜爾伯特兵當向導，改為以厄魯特兵為主，即以阿睦爾撒納、訥默庫、班珠爾、三車淩率領的厄魯特的輝特部、和碩特部、杜爾伯特部士兵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