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噶隆、欽差合謀喪權納幣贖地。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駐藏大臣慶麟的兩道奏折送到大內，奏稱廓爾喀頭目蘇爾巴爾達布率兵“向我邊入寇”，搶占了濟隴、聶拉木二處，圍攻宗喀，“現在前後藏俱各嚴備”，衛藏兵力不敷堵截，已飛谘四川調撥駐防綠營官兵應用。乾隆帝於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日連下五道諭旨，調兵遣將，前往迎剿。他在諭旨中說：巴勒布(即廓爾喀)與衛藏聶拉木、濟隴、宗喀三處接壤，此三處“係衛藏所屬地方”，理應派兵“堵截擒拿”，但班禪年幼，仲巴呼圖克圖係出家之人，“難免震驚”。著駐藏大臣雅滿泰立即帶領綠旗兵與達木厄魯特兵，前赴紮什倫布，“將班禪額爾德尼加意撫慰”，與仲巴呼圖克圖等人商議，所有後藏和巴勒布接壤地方，“俱宜力為守禦”，前藏亦令慶麟嚴加防範，若聶拉木、濟隴、宗喀一有挫失，即先將班禪遷往前藏，“方為妥協”。著四川總督李世傑、四川提督成德於綠營及“番兵”內，就近酌調三四千名，派駐防滿兵五百名，命成德與建昌鎮總兵穆克登阿統領，迅速赴藏，令成都將軍鄂輝星夜返回成都，若事尚未了結，即速至西藏統軍堵禦。如兵不夠，再帶二三千名前往應用。
過了幾天，他為籌備糧草，於八月初一、初三、初四三日，連下上諭六道。他指出，西藏距四川省城很遠，由打箭爐至後藏用兵處有五千餘裏，共九十餘站，運糧則需分為二百站，若兵丁口糧馬騾草料皆由內地解送，需費浩繁，轉運艱難，著照從前成案，於藏內就近購買，比平日采買之價，略為增加，並與噶隆班第達及仲巴呼圖克圖商議，將達賴、班禪倉庫存糧撥充軍用，先行估價給銀，事竣以後再行買補。為此他還特給西藏僧民下達專諭，講述買糧供軍堵禦廓爾喀之事。他說：達賴、班禪數世居住西藏，廣興黃教，“受朕深恩”。“西藏黃黑番眾，安居樂業，亦已久矣”。今巴勒布侵犯藏界，爾等理宜竭力支持，擊退敵軍。但念爾等習於便安，久不知有兵戎之事，“忽遇此舉，勢必張皇無措”，故調內地官兵赴藏討伐敵兵，“無非保護爾等，冀安衛藏之意”，爾等當多聚糧食，以期兵食充足，克日竣事。爾等若有收藏的米麵糌粑和可做行糧的牛羊等物，概行發出售賣，用濟兵餉，“不惟爾等可獲厚利”，大軍亦不虞乏食，則成功迅速。若爾等將存糧藏匿不賣，官兵難以得食，不能保護爾等，隻有將達賴、班禪移駐青海，那時爾等不僅不能獲利，且將受害無窮，悔之不及了。
為保達賴、班禪安全，他諭令大臣，一旦廓爾喀兵侵犯前藏，即將二位大喇嘛移至青海泰寧居住，免遭敵兵驚擾。
他還令寫好以慶麟、雅滿泰的名義致廓爾喀的檄文，示以軍威，曉諭利害，命其退兵。檄文說：聶拉木、濟隴二處，“原係藏中舊屬”，爾等竟來滋擾藏界，實為妄行蠢動。昔日西藏被準噶爾侵奪，“大聖皇帝不惟恢複藏地，且將準噶爾闔屬及回部諸城，全行剿滅”。爾如及早引罪退兵，獻還二處，或可邀寬宥，若一意孤行，本都統已備兵數萬，統領前進，並續調兵數十萬，大兵全至，爾部將被剿滅。念爾部數十年來尚屬寧靜，往來貿易，絡繹不絕，今之起兵，必係屬下歹徒就中取利，唆使妄行。爾接閱此書後，速行退兵，獻出所占之地，否則將追悔不及。
由於駐藏大臣慶麟、雅滿泰處事不當，謬誤太多，乾隆帝又派熟悉藏情會藏語的禦前侍衛、理藩院侍郎巴忠入藏，主持用兵諸事。
乾隆皇帝萬萬沒有料到，就在他調兵遣將、籌辦糧餉，指授用兵事宜，準備痛懲入侵之軍，確保藏地安全之時，西藏噶隆已議定向廓爾喀納銀贖地求和，巴忠、鄂輝等人也附和其議。
成都將軍鄂輝於九月二十二日抵達西藏拉薩。在此之前，仲巴呼圖克圖、紅教喇嘛薩嘉呼什克圖已派喇嘛前往廓爾喀，與國王之叔巴都爾薩野及班禪之弟紅教喇嘛沙瑪爾巴呼圖克圖商議停戰退兵交地之事，大體上已有眉目，故廓爾喀兵在後藏侵擾兩三個月以後，陸續退出。薩嘉呼什克圖所遣喇嘛寄信回藏，敘述議和之事，慶麟、雅滿泰即同班第達告訴達賴。慶麟、雅滿泰、達賴及班第達等噶隆商議，“令堪布第巴前往立約”。他們這樣辦的原因是“藏內喇嘛懦弱”，“唐古特人等賦性懦弱，見敵即走”，難以抵擋廓爾喀的入侵。
駐藏大臣雅滿泰與四川提督成德，一開始是不讚同喇嘛私自議和的。雅滿泰上奏說：“伊等私自說和，不足為憑，總俟賊匪悔罪投誠，再行妥辦。”欽差大臣巴忠亦反對和議，奏稱：“薩嘉呼圖克圖，或因藏內喇嘛懦弱，先令巴勒布滋擾，複欲以講和市恩，斷不可受其籠絡，仍當進兵嚴辦。”
乾隆帝一聞此事，立即連下數諭，斥責駐藏大臣慶麟、將軍鄂輝附和和議，欲“將就完事”，堅決反對議和。他講了不能草率議和的四條理由。其一，巴勒布擅侵藏地，業經內地派兵前往，“若不示以兵威”，將其痛加殲戮，僅因喇嘛說和便徒手返回，“豈不師出無名”，且將來大兵一撤，又恐廓爾喀複來掠擾，就不能“安番眾而靖邊圉”，藏地不得安寧，內地又煩於紛紛征調。其二，藏地惟達賴、班禪受僧民尊崇，若令紅帽喇嘛私自議和，因而了結，“則置達賴喇嘛、班禪於何地”？藏地之事，有達賴在，即使第穆呼圖克圖“職分較大”，“尚不應私自出名，與外夷部落交接”。況且仲巴呼圖克圖係班禪屬下之人，“何得任意自專若此”。倘若藏地眾喇嘛均可和“外夷部落私相往來”，“尚複成何事體！”其三，薩嘉呼圖紅教喇嘛，“恃此議和之功，必思侵奪黃教之權，而唐古特人等愚昧無識，私相感激，漸至興起紅教，所關尤為緊要”。其四，若因喇嘛講和而撤兵，“則將來喇嘛等亦覺進退操縱，可以專主，尚複何事不可為，而駐藏大臣幾為虛設矣”。
這四條理由集中為一點，即喇嘛私自講和，危及中央對西藏的管轄，並使達賴地位下降影響減弱，西藏難以安寧。
乾隆帝諭令巴忠到藏後，將慶麟、雅滿泰嚴行申飭，並傳集達賴、班禪、班第達、噶布倫(即噶隆)等將上諭“明切宣諭”，如達賴亦主和議，則令將軍鄂輝等，“將利害所在，剴切開導，使知遠大之圖，勿狃目前小利”，並革去慶麟的一等誠勇公爵，降為藍翎侍衛章京，奪其所持欽差大臣關防，調伊犁參讚大臣舒濂為駐藏大臣，掌管欽差大臣關防。②不久又革雅滿泰駐藏大臣之職，降為筆帖式，將私增稅課的聶拉木第巴桑幹擬斬刺字，發往煙瘴地區。
四川提督成德接到諭旨後，於五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抵藏，將喇嘛私自講和之事詳細詢問慶麟等人，“並與達賴喇嘛詳加講論”，隨會同商議，將差去立約的堪布喇嘛追回，籌辦進剿廓爾喀兵。乾隆帝於十月十八日看到成德的奏折，下諭說：成德的辦理，“與朕節次諭旨相合，所見甚正，可嘉之至”。今後藏務由鄂輝、成德辦理，巴忠到後會同商辦，不許慶麟、雅滿泰“攙越其事”。
盡管乾隆帝力主進剿，堅決反對妥協，草率完事，諄諄開導，嚴加斥責，但進藏的欽差大臣、將軍、提督終因畏難怕事，而逐漸完全放棄了用兵之議，違背帝旨，苟且議和。
達賴老成有餘，潛心修行，諸事聽從噶隆辦理。班第達及其子丹津班珠爾等噶隆、仲巴呼圖克圖、薩嘉紅教喇嘛，皆主速和停戰，遣人往廓爾喀談判。早已投奔廓爾喀的已故班禪之弟沙瑪爾巴紅教喇嘛，積極主張議和，說服廓爾喀王叔巴都爾薩野索銀退兵，巴都爾薩野也因清軍大舉進藏，勝負難卜，同意休戰。但是廓爾喀要求西藏噶隆每年繳納元寶一千錠，以贖聶拉木、濟隴、宗喀三處地方。西藏噶隆的代表丹津班珠爾因藏地無法籌措這樣大量的銀兩，不敢與廓爾喀簽訂這一合同，廓爾喀減為三百錠，西藏噶隆同意交三百錠，“令其退還地土，曾告知鄂輝、成德、巴忠”，曾經一度反對議和的欽差大臣、理藩院侍郎、禦前侍衛巴忠，此時也讚同此議，催促丹津班珠爾迅速了結此事，將軍鄂輝、提督成德因巴忠是禦前大臣，也附和其議。於是丹津班珠爾與廓爾喀訂立了退兵退地議和的合同。廓爾喀軍撒出後藏，第一次中廓之戰於乾隆五十四年初正式結束。
三、庸臣騙主乾隆帝一封廓爾喀王。
乾隆帝對西藏噶隆與巴忠等人喪權納銀贖地之事毫不知曉，因為巴忠、鄂輝等人隱瞞了真情，編造謊言，蒙騙了帝君。
西藏噶隆、仲巴呼圖克圖之所以情願繳納歲幣，換取廓爾喀兵返家，退出聶拉木三處，可能主要是因為“唐古特人怯懦”，無法驅逐廓爾喀兵，收複失地，駐藏清兵隻有五百名，難敵數千入侵之軍。內地官兵遠在數千裏外，曆時數月才能抵藏，軍情瞬息萬變，遠水難解近渴。如多增兵留駐，藏地貧瘠，無力供應大批駐兵所需食用物品。因此，噶隆力主盡早送走廓爾喀兵，要回聶拉木三處，保持西藏安寧。
巴忠之所以從主戰變為主和，甚至喪權贖地，除了上述原因以外，還可能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清軍不諳地形，高原反應，水土不和，言語不通，大雪封山，行進艱難。兼之，軍行數千裏，人疲馬乏，糧草彈藥槍炮弓箭轉運太難，僅從打箭爐運往後藏，就需設站二百個，一石米運費高達白銀二十六兩，而且是較前大加節省，即需數十石米才能運米一石至藏。在這樣的條件下，與剽悍的廓爾喀兵交鋒，很難說鹿死誰手。這一點，將軍鄂輝、提督成德的體會，顯然更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