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廟謨常誤。乾隆帝在“十全武功”中的指揮，應當說還是卓有成效的，在大多數戰役戰鬥中，他的決策和部署還是明智的、正確的，這是主流，不能抹煞，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也常出差錯，調度欠妥，第一武功的金川之役，便是在選錯了對象、時間、將帥的條件下進行的，隻能以不勝而結束。征準部的前一階段，“以準攻準”的謬誤，任帥不當，定回疆初期的小看對手，錯攻緬甸輕敵冒進，等等，都曾導致軍事上的重大挫折，損兵折將，一敗再敗。
這些重大問題本來應在總結十次用兵的《十全記》中反映出來，可是乾隆帝卻對此隻字不提，這隻能說明他的自滿驕傲諱過喜功已經到了萬分嚴重的程度了。
三、學士尹壯圖直言時弊皇上錯估政局文過拒諫。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乾隆帝下達了一道極為錯誤的上諭，斥責內閣學士尹壯圖所上奏折之非。此後直到五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將尹降職為止，在近三個月裏，他多次下諭，曆數尹之奏述係“希榮卑鄙，飾詞謊奏”，不厭其煩地重複盛世恩典，一時成為震動京師的大事。尹壯圖所奏為何？特別是皇上如何批駁，值得一究。縱觀此事原末，才知乾隆帝此舉，既係非常荒謬，又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其之內心境界實為低下。原來，尹壯圖奏稱：近來規定，總督、巡撫有過，可以“罰銀數萬，以充公用”，而貸其罪。此製不妥，因為督撫如能自請認罰銀兩而獲寬免，則“在桀驁之督撫，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希望屬員資助，“日後遇有(屬員)虧空營私重案，不容不曲為庇護”，因此，“是罰項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請永停罰銀之例，將罰項改記大過若幹次。如才具平凡，或即罷斥，或量予京職，毋許再膺外任”。
尹壯圖此奏，本不算是錯誤，奏中所講督撫派令屬員交銀，以及屬員借此挾持上司之事，早已層出不窮，若從製度上加以預防，未必非計，即使所見欠妥，盡可置之不理，幾十年來臣工進呈幾千幾萬道奏章，真知灼見者有幾？還不是“報聞”了結，不值得大驚小怪，此章亦可照此辦理嘛。不料，乾隆帝閱過此疏後，甚為不滿，於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下諭，指責尹壯圖所言對“貪黷營私自蹈重罪”之官，處以罷斥或改用京員，是“名為嚴之，實以寬之”，“各督撫必感尹壯圖此奏矣”。他也講到，尹壯圖這樣上奏，可能已知實有其弊，命其指明違法之督撫、屬員的姓名，如果查實，必重治其罪。
尹壯圖遵旨複奏說：“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弘”，經過直隸、山東、河南、湖廣、江、浙、廣西、貴州等省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半皆蹙額興歎，各省風氣，大抵皆然”。“疆臣中惟李世傑、書麟獨善其身”。尹壯圖確實是個書呆子。這個在乾隆三十一年就已考中進士之人，經過二十四個春夏秋冬，卻始終在禮部主事、郎中、禦史、學士中轉來轉去，外而撫台、藩、臬之位，內而九卿之缺，皆未謀上，可見其從政乏術。他也不想一想，這樣的複奏，會帶來什麼後果？他之奏疏不是僅隻指責某省某位總督或二三省、三幾省的製台大人、撫台大人，這已經蘊藏著很大危機，他還將全國各省的總督、巡撫通通囊括在內，一網打盡，斥責他們是“聲名狼藉”，所轄省區是“吏治廢弛”，商民對官員之貪婪橫行是痛心疾首，“蹙額興歎”，並且是“各省風氣，大抵皆然”。這樣一來，尹壯圖譴責的範圍就太廣泛了，涉及之人太多了。不管尹壯圖是出於何種考慮，是有意還是無意，但事實上他的矛頭是直接對準了整個官僚集團。總督、巡撫固然是其命中之的，藩、臬二司，道、府、州、縣官員也不能幸免，全國的地方官都是貪官劣員，各省吏治俱皆廢弛。而且，進一步看，這幾千名“父母官”是怎樣上任的，還不是由大學士、軍機大臣、吏部戶部尚書等九卿，亦即中央機構高級官員推薦、奏準而委派的，他們這樣聲名狼藉卻能安然無恙穩坐大堂，自然是朝廷沒有覺察，如其罪過屬實，京師部院大臣和閣輔皆有失察之過，俱有徇情容隱之責，並且還可能有納賄交結通同作弊之嫌。這樣一來，從朝中一二品大臣到省、府、州、縣官員，不是贓銀上萬兩的貪官墨吏，就是隱惡、徇情、黨庇的庸相劣臣，由這上萬名官員組成的官僚集團豈不是腐朽透頂，豈不應予清除，重建新的執政集團？尹壯圖更沒有想到，照此追究下去，必然要涉及當今皇上。京師、地方官員如此貪婪、無能，自詡明察秋毫任人唯賢的乾隆皇帝又當何罪？如果民皆怨歎，愛民如子自封“盛世”的萬歲爺又該有何想法？英明天子豈不成了重用劣員、殘害百姓的暴主昏君，皇上能不生氣？將生何種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