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既無文治，也無武功，資曆又淺，還非正科出身，威望自然不高，且其在大學士和軍機大臣中，相當長時間都僅隻名列第三位第四位，同僚阿桂、嵇璜、王傑、福康安等，皆係多年軍國重臣。阿桂是相門之子大帥之材，軍功卓著，特封一等誠謀英勇公，從乾隆四十二年起任大學士，在四十六年至嘉慶二年去世之前連任十六年首輔和領班軍機大臣。嵇璜亦係宰相之子，治河有功，從四十五年起任大學士直至五十九年去世。王傑是乾隆二十六年狀元，蒙帝賞識，信任不疑。福康安是皇上的親內侄，軍功累累。論資曆、門第威望、才幹和人品，哪一位都比和強。可是，從乾隆四十六年以後，特別是五十一年以後，在受帝寵任和委以大權上，這四位大學士沒有一位能比得上和。出現這種特殊局麵，並非由於其他什麼因素，而完完全全是因為乾隆帝中了圈套，錯愛了和。
和雖不諳治國統軍，無甚功業，但卻擅長於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權術，故能博取萬歲歡心，蒙受特寵。這在乾隆四十六年增補兵額問題上，表現得非常清楚。康熙中，各省提督、總兵等將官即有空名坐糧，雍正八年以文官有養廉銀，遂正式規定武官養廉名糧數額，提督親丁名糧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三十分，參將二十分，均馬步各半。遊擊十五分，都司十分，守備八分，把總四分，均馬一步四。此各級武官應得的虛糧。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欲將此虛糧及紅白賞恤銀兩俱由部撥，各省提督、總兵以下武官之“公費名糧”，“亦改照文員之例，議給養廉，所扣兵餉，即可挑補實額”，計京營及陝甘添補滿漢兵約二萬名，各省添補綠營兵糧實額數萬名，加以改給養廉銀及兵丁紅白賞恤等項，每年需銀三百萬兩。帝詢問阿桂有何意見。尚在河南督辦河工的大學士阿桂複奏：“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為繼。此項經費歲增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即須用七千萬兩”，請不添補腹地省份之兵。乾隆帝不聽其言，於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下諭，堅持增兵說：國家“財賦充足”，普免天下錢糧三次漕糧二次及地方賑濟與新疆、金川軍需，“所費何啻萬萬”，而賦稅並未增加，“現在戶部庫銀尚存七千餘萬兩”，支付這新增之三百萬兩歲費，綽綽有餘。“朕意究以多添兵力，不惜經費為是”。著大學士、九卿、科道詳悉議奏。
和深知帝必行此法，故極力讚成。大學士、九卿、科道於十月複奏：“現在統計部庫每年出入大數，約餘銀九百萬兩有零，戶部經理一切裕如，所有各省挑補名糧，議給養廉，請遵照前旨，不論腹地邊陲，一律辦理。”乾隆帝於十月二十一日降旨批準此議。隨即添補滿漢兵士六萬五千一百四十三名，每歲增支軍費銀三百萬兩。
這就是為什麼和能獨受帝之特殊寵信的根本原因，他迎合了乾隆帝誌得意滿、好大喜功，愛聽諛言的心理，成為帝之十足的心腹和代理人。
二、勢傾朝野“攬權納賄”“蠹國病民”。
(一)曹禦史巧劾相奴庇和帝責諫臣。
和之受帝特寵，勢傾朝野，從禦史彈劾其家奴遭受懲斥一事，反映得十分清楚。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初，陝西道監察禦史曹錫寶上疏，彈劾和的家人劉全衣服、車馬、居室逾製說：和家人劉禿子本係車夫，管理家務，“服用奢侈，器具完美，苟非侵冒主財，克扣欺隱，或借主人名目，招搖撞騙，焉能如此”。
曹錫寶之劾劉全及其隨後的處理情形，充分顯示了和的權勢之大和皇上對其多方的庇護。單就這一奏疏的起章而言，曹錫寶是冒死直言，為友所賣。曹錫寶並非一般初涉宦海的書生，而是曾經多年擔任軍機章京、刑部主事、郎中，資深練達的京官，懂得此舉的利害，故不僅反複考慮，而且和同鄉好友侍郎吳省欽密商，最後才遞上奏疏，不料吳某卻潛遣專人飛速馳告隨帝巡幸熱河的和。如果和權小勢弱，這位侍郎怎會賣友求榮？
再就其疏的含意而論，實係彈劾和。曹錫寶在奏疏中，表麵上是參劾劉全，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矛頭指向和。這不僅因為家奴犯法主人有失察之責，而且劉全係一區區微賤奴仆，怎能胡作非為，還不是仗恃主子之勢，甚至是受家主指示而為的，家主從中牟取實利。看來，曹錫寶很可能是受了兩個多月前審理閩浙總督富勒渾貪婪案的啟示。富勒渾之被揭發出來，是由於被人劾其家奴殷士俊等“有招搖婪索之事”，並隨即查出殷土俊原籍家中有銀二萬餘兩、房屋三所、田六百餘畝，從而將富勒渾革職論斬。現在曹錫寶也可能是仿此行事，先劾倒劉全，進而追究和。曹錫寶這樣迂回上疏，不敢直指和，也可由此看出和之使人畏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