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中的浮誇風、瞎指揮風在思想工作中嚴重地泛濫開來。例如，河北省徐水縣謝坊村在群眾中開展了放“思想衛星”運動，即展開群眾性的思想“大檢查，大評比，插紅旗、拔白旗”運動，用這個辦法對群眾進行共產主義教育，規定一個月評比一次，三個月發射一次“思想衛星”。放“思想衛星”有15條標準來衡量。這種做法曾當做“先進經驗”在全國加以推廣。結果成為群眾的災難，也是對思想文化工作的破壞，大大損害了黨和群眾密切的關係。
“壓縮空氣”
在“大躍進”高潮和全國基本實現農村人民公社化的情況下，10月間，毛澤東和一些負責幹部到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毛澤東在天津楊村，召集了一些人召開調查會。會上，河北省徐水縣縣委書記彙報說，徐水縣建立了共產主義新村，實現了全麵供給製。他還具體講了兩個勞動力不同的家庭享受供給製的情況。一個家庭夫婦倆是強勞動力，非勞動力隻有一個，二人養一人；一人家庭六口人，隻有一個勞動力，一人養五口人，盡管勞動力不一，但分配是按人口計算的，一人一份。前者可得三份，後者可得六份。毛澤東聽了上述彙報後，當即表示，這樣一來，勞動力強的吃虧，勞動力弱的就占了便宜。勞動力強的貢獻大，得到的報酬反而少。毛澤東還說，這樣一種供給製不會給我們的生產帶來好處，反之會帶來壞處。隨後，毛澤東從河北省沿著京漢線往南走，在河北、河南等地的農村繼續調查。與此同時，有的同誌在河南的遂平、武修縣等地進行調查，從了解的實際情況來看，農村人民公社確實存在著許多混亂的現象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根據實際情況，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大躍進”的公社化運動中已經覺察到的錯誤。1958年11月23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提出“要壓縮空氣”。因此，從1958年冬的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先後召開了七八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央全會，著重解決兩個方麵的問題；一是解決農村人民公社的性質和體製，一定程度製止了“共產風”的泛濫；二是降低工農業生產指標，一定程度刹住了高指標的歪風。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提出了許多正確的理論觀點，黨中央相應地采取了一係列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對糾正錯誤起了重要的作用。
降低工農業生產指標
1958年8月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195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決定中規定。1959年鋼產量為2700萬-3000萬噸，要求在這一年超過英國。這個決定是在對“糧食過關”的錯誤估計的基礎上作出來的，那時誤認為1958年的糧食產量可達到7000億斤，在此基礎上，1959年翻半番即可達到10500億斤。按此標準做到的話。糧食便完全過關了，大搞鋼鐵便無後顧之憂。這種認識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1958年12月武昌會議時，毛澤東指出。這次會議要唱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壓低指標。他還說，今年翻一番，1070萬噸，是冒險計劃。結果6000萬人上陣，別的都讓路，搞得很緊張。在會議期間，毛澤東找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專門研究1959年鋼產指標問題，要把原定2700萬噸的指標降下來。隻搞1800萬噸行不行？毛澤東提出：有兩種實際可能性，一種是現實可能性，另一種是非現實的可能性，可能轉化為現實的是現實的可能性。另一種是不能轉化為現實的可能性。這次會議決定降低鋼產指標。對外公布為1800萬噸，內部定為2000萬噸。糧食產量降為7000億斤。以此為例，各部門的指標，都要相應地減下來。
在1959年1月省市區黨委書記參加的北京會議上，打算再降低指標，但阻力仍然很大，人們頭腦還冷不下來，不肯壓低。當時，也沒有提出一個更為恰當的數字來，結果這次會議沒有再降低指標。到4月間，在上海召開八屆七中全會，討論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對去年12月武昌會議擬定的計劃指標又再作一次調整，鋼產量由2000萬噸降為1800萬噸，這是對外公布的指標，而內部定為1650萬噸。糧、棉指標不變。這樣算定了下來。但是，毛澤東仍不放心。武昌會議和上海會議，陳雲都沒有出席。從1958年以來，陳雲對高指標多次提出不同意見。毛澤東從上海回京後，便請陳雲專門對鋼產指標是否能夠實現作調查研究，請他核實1959年鋼產指標的任務。為此，陳雲同李富春、薄一波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提出1959年鋼產指標應落實為1300萬噸，鋼材為900萬噸。5月，將此建議交中央常委討論，政治局為此專門召集會議，會上，陳雲作《落實鋼鐵指標問題》的發言，政治局通過了上述意見。隨後，陳雲給毛澤東寫《關於鋼鐵指標問題的信》。經過這一調整。1959年鋼產完成達1387萬噸。實踐證明，1959年壓縮指標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