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三年困難須反思主席糾正共產風
為了更快地糾正左傾錯誤，扭轉農村的形勢，中共中央又委托周恩來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3月5日，毛澤東在廣州中央政治局黨委擴大會上說：在廬山會議之前，我們對實際情況的了解還是比較清楚的，但是在廬山會議之後就不大清楚了。
毛澤東：不要割肉補“瘡”
1958年8月，毛澤東提出“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和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後，人民公社化運動驟然興起，全國農村隻用一個多月時間就基本實現公社化。時隔不久，黨中央和毛澤東便覺察到公社化發生的急於過渡、共產風等“左”的偏差，從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廬山會議前期，開展了八個月糾左。然而，廬山會議後期及會後的“反右傾”，打斷了糾左的進程，導致了急於過渡、共產風等“左”的錯誤重新泛濫，對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影響，加重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困難局麵。麵對嚴峻的現實，黨中央和毛澤東總結經驗教訓，接續前一時期的糾左努力，深入調查研究，認真糾正錯誤，調整農村政策。
1960年1月，中央在對浙江省委關於分配問題報告的批示中，要求各地認真檢查一下是否存在“反右傾”運動中不容易被發現的錯誤偏向。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和胡喬木按照中央批示的精神，深入到順德縣檢查，廣東省委農業辦公室也對19個公社作了經濟調查。經過認真分析和研究，廣東省委於2月25日向全省（同時上報中央和毛澤東）發出了《關於當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指示》。《指示》提出了“值得全黨重視”的五個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這樣三個：一是關於過渡問題。認為從目前廣東的情況看，從基本隊有製過渡到基本社有製一般是不具備條件的，不應急於過渡，急於趕先。二是關於發展社有經濟問題。認為必須在整個公社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擴大公社一級經濟的比重，決不能獨立地發展社有經濟，更不能削弱大隊經濟，采用“割肉補瘡”的辦法。三是分配問題。認為高積累削弱了按勞分配的原則，“三包一獎”處理不好，甚至有些地方又把社員的自留地和家禽集中起來，限製了農民積極性的發揮。《指示》說：“目前有些地方，在發展公社經濟上，實際上在重複‘一平二調’刮‘共產風’的錯誤。”
廣東省委的《指示》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3月1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鄧小平，談了他對廣東省委提出的五方麵的問題的意見。中央會議討論了毛澤東的信，並於3月5日將信的內容作為中央轉發廣東省委《指示》的批示發給各地。批示指出：“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情況大體上一定都同廣東的一樣，發生了這些問題（一共有五個問題），都應當提起嚴重注意，仿照廣東的辦法，發一個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點錯誤糾正過來……不使這五方麵的全部或者部分性質的錯誤擴大開去。我們的相當多的幹部，在政治水平、經濟理論水平和對實際工作分析、理解水平，都是不高的，有些人還是很低的。”3月23日，毛澤東在看了同樣反映農村工作中左傾錯誤的《山東六級幹部大會情況簡報》後，又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山東六級幹部大會情況的批示》。批示指出：“山東發現的問題，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區都有，不過大同小異而已。問題嚴重，不處理不行。在一些縣、社中，去年3月鄭州決議忘記了，去年4月上海會議18個問題的規定也忘記了，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於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汙、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什麼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所有以上這些，都是公社一級幹的。”從這些材料看來，此時黨中央和毛澤東雖然發現了農村工作中重新泛濫的左傾錯誤，並認為問題嚴重，必須迅速糾正，但還沒有認識到產生這些錯誤的深層原因，而隻看作是基層幹部不能正確執行中央政策的結果；沒有認識到這些錯誤是全局性的傾向錯誤，而隻看作是大好形勢下局部性的錯誤。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18日，毛澤東寫了《十年總結》一文，結合他近期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思考，對建國後的經濟工作，特別是“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作了初步的回顧和反思。關於人民公社問題，他寫道：“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個人民公社決議，九月發表。幾個月內公社的架子就搭起來了，但是亂子出得不少，與秋冬大辦鋼鐵同時並舉，亂子就更多了。”他提到“大躍進”中指標過高、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不認識公社內部三級所有製等教訓，認為原因是一些領導同誌在一段時間內，思想方法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他承認幾年來自己也犯了許多錯誤，例如幾次會議上同意鋼鐵高指標和第二次鄭州會議時主張“一平二調”的賬可以不算，等等。他認為犯錯誤是難免的，“關鍵在於要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公開改正。”他還寫道：“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能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在當天下午的講話中，毛澤東宣讀了《十年總結》，並作了一些解釋。在當時的主客觀條件下，毛澤東能正視幾年來發生的嚴重錯誤，作出自我批評，並重新倡導實事求是的原則，是難能可貴的，表明他對農村工作中左傾錯誤的認識在逐步深化。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的講話中，再次講到人民公社的所有製和基本核算單位等問題。他說：“農村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級所有製，至少五年不變，死死的規定下來，搞一個‘機械論’，再不要講三年五年從隊基本所有製過渡到社基本所有製。”“在集體所有製占優勢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個人所有製，總要給每個社員留點自留地，多少一定要給他們一點，使社員能夠種萊，喂豬喂雞喂鴨。”8月10日，會議通過了《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要求各地進一步整頓鞏固人民公社，加強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製，至少在五年內不要急於向基本社有製過渡；要繼續肅清浮誇風、共產風和強迫命令，把廣大群眾和各級幹部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保證農業生產，首先保證糧食生產。9月24日，中央在《湖北省委關於調動群眾積極性的十項措施的報告》中講“要承認生產隊的所有製是基本的”一段後加批注指出：“貫徹執行基本隊有製，必須反對‘一平二調’和不向大隊報實產量這兩種傾向。”當時，除湖北省委報告外，還有福建省委的報告，也反映了不少“一平二調”的嚴重問題。10月10日，毛澤東給李富春寫信說，兩省報來的文件極好。請你即令書記處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誌日內即為中央起草一個有力的指示（要幾百字，幾句話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縣、社的注意）。李富春經與有關同誌幾次討論，草擬了《中共中央轉發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兩個文件的重要批示》，於12日送毛澤東審閱。當天，毛澤東即批示下發。中央批示一針見血地指出：“糾正一平二調的‘共產風’，糾正強迫命令、浮誇和某些幹部特殊化的作風，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的公社三級所有製，是徹底調整當前農村中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關鍵問題，是在公社中貫徹實現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的關鍵問題。”這時，黨中央和毛澤東對農村工作中左傾錯誤的嚴重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糾左的決心更大，措施也已比較具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