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騰蛟根據林彪、葉群的授意，曾經指使7341部隊原政委王維國組成了一個替林立果選“妃子”的“找人小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組”改建為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上海小組”。4月3日，林立果給“小組”成員發了槍。這個“小組”的《入組須知》規定：“本小組的任務，是為完成無產階級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項任務。”“尤其是小組的最高領導——林副部長（指林立果，下同）的指示，必須認真領會，句句照辦，字字照辦！”“小組的一切活動均是絕對秘密，未經請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況。”
1971年3月，廣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員米家農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廣州組織了“戰鬥小分隊”，要隊員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並製定了聯絡密語、暗號。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維國在上海成立了為反革命武裝政變服務的“教導隊”，進行捕俘、格鬥、使用各種輕型武器、駕駛車輛等特種訓練。
在這前後，林立果、周宇馳指使空軍司令部原副參謀長胡萍及王維國、米有農、廣州空軍司令部原參謀長顧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廣州建立多處秘密據點。他們利用這些據點進行聯絡，私藏槍支、彈藥、電台、竊聽器以及黨和國家的機密文件。
通過查獲的大量書證和許多當事人的陳述，能了解這些反革命組織的內幕，從中不難看出日後林立果在這方麵的“特殊才能”。為了讓大家看一看，林立果怎樣“天才地”在革命詞藻的裝飾下，把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融會貫通，把封建道會門和法西斯特務組織的手法結為一體，“創造性”地運用於他的反革命組織，不妨把廣州“戰鬥小分隊”的情況，作一番簡單的介紹：
培養對林彪一家的“感情”，是這些反革命組織所特別強調的。他們組織隊員反複學習林立果的《講用報告》，把林立果的“指示”編成語錄歌。他們有一首“隊歌”，翻來覆去也是唱的“忠於林副統帥”“緊跟副部長”。他們經常組織隊員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下麵是他們用過的誓詞：
1971年5月21日的誓詞：
我們在鬥爭中認識副部長，在鬥爭中選準副部長，在鬥爭中宣傳副部長，在鬥爭中捍衛副部長，在鬥爭中緊跟副部長，永遠緊跟副部長，革命到底誌不移！
1971年5月22日的誓詞：
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永遠緊跟副部長，革命到底誌不移，望敬愛的黨，把保衛副部長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交給我們，我們決心用鮮血和生命來宣傳副部長，捍衛副部長，緊跟副部長，將中國和世界革命進行到底！
這裏需要說明，在這些反革命組織裏，有時也提到黨，提到“忠於毛主席”等等，但這不過是幌子，是騙人的。例如“上海小組”的《入組須知》就講到：“每個成員必須具有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無限忠於敬愛的林副主席、忠於葉主任（指葉群，下同）、忠於林副部長的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很明顯，毛澤東是陪襯的，忠於林彪一家才是實質。這裏還可以提一下，在查獲的於新野（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原副處長、“聯合艦隊”主要成員）的工作日誌上，查到了1971年4月23日晚上研究“教導隊”問題時的原始記錄。在“對教導隊教育”這個項目下，記了這樣的話：“培養對首長、立果感情，但提法上要策略，不要讓人家做文章。”這就更清楚地暴露了他們的險惡用心。
“戰鬥小分隊”和其他反革命組織一樣，規定有嚴格的“紀律”。例如：不準在外泄露小分隊情況；不準與原單位人員接觸；在小分隊期間不許探親，不許家屬來隊，不準戀愛結婚；不準單獨活動；不準隨便接電話，電話由專人接；不準談論“首長”的活動去向，生活習慣等等。
“戰鬥小分隊”還規定了許多聯絡的密語、暗號，例如：戰友——指林彪一條線上的人；扮阿慶嫂——指要見機行事；悶熱——指有“外人”在場，不好講話。
隊員給支部書記打電話，不能直接找，要先找她的兒子，問“吃飯了沒有？”如答“吃了”，表示在家可以去；如答“還沒有時間”，表示現在沒有時間；如答“沒吃”表示不能去。隊員給支部書記寫信，不能直接寄到她家裏，而是先寄給指定的小分隊員，並在信封背麵做上記號。
這一切說明，林彪一夥是多麼陰險，而在本質上又是多麼軟弱。他們害怕人民，害怕群眾。即使在他們的反革命組織內部，也不得不采取種種欺騙手段和法西斯統治，來控製那些由於上當而被他們利用的無知青年。
“艦隊”投入第一線
1970年8月，林彪一夥在廬山搶班奪權的陰謀敗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一個主要成員陳伯達被揭露出來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1970年10月中旬，毛澤東先後對吳法憲、葉群的檢討作了批示。11月中旬，毛澤東對黃永勝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全黨全軍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12月20日，華北會議開始。1971年1月24日，周恩來在華北會議上講話，係統揭露了陳伯達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