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騰蛟根據林彪、葉群的授意,曾經指使7341部隊原政委王維國組成了一個替林立果選“妃子”的“找人小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組”改建為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上海小組”。4月3日,林立果給“小組”成員發了槍。這個“小組”的《入組須知》規定:“本小組的任務,是為完成無產階級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項任務。”“尤其是小組的最高領導——林副部長(指林立果,下同)的指示,必須認真領會,句句照辦,字字照辦!”“小組的一切活動均是絕對秘密,未經請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況。”
1971年3月,廣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員米家農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廣州組織了“戰鬥小分隊”,要隊員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並製定了聯絡密語、暗號。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維國在上海成立了為反革命武裝政變服務的“教導隊”,進行捕俘、格鬥、使用各種輕型武器、駕駛車輛等特種訓練。
在這前後,林立果、周宇馳指使空軍司令部原副參謀長胡萍及王維國、米有農、廣州空軍司令部原參謀長顧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廣州建立多處秘密據點。他們利用這些據點進行聯絡,私藏槍支、彈藥、電台、竊聽器以及黨和國家的機密文件。
通過查獲的大量書證和許多當事人的陳述,能了解這些反革命組織的內幕,從中不難看出日後林立果在這方麵的“特殊才能”。為了讓大家看一看,林立果怎樣“天才地”在革命詞藻的裝飾下,把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融會貫通,把封建道會門和法西斯特務組織的手法結為一體,“創造性”地運用於他的反革命組織,不妨把廣州“戰鬥小分隊”的情況,作一番簡單的介紹:
培養對林彪一家的“感情”,是這些反革命組織所特別強調的。他們組織隊員反複學習林立果的《講用報告》,把林立果的“指示”編成語錄歌。他們有一首“隊歌”,翻來覆去也是唱的“忠於林副統帥”“緊跟副部長”。他們經常組織隊員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下麵是他們用過的誓詞:
1971年5月21日的誓詞:
我們在鬥爭中認識副部長,在鬥爭中選準副部長,在鬥爭中宣傳副部長,在鬥爭中捍衛副部長,在鬥爭中緊跟副部長,永遠緊跟副部長,革命到底誌不移!
1971年5月22日的誓詞:
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永遠緊跟副部長,革命到底誌不移,望敬愛的黨,把保衛副部長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交給我們,我們決心用鮮血和生命來宣傳副部長,捍衛副部長,緊跟副部長,將中國和世界革命進行到底!
這裏需要說明,在這些反革命組織裏,有時也提到黨,提到“忠於毛主席”等等,但這不過是幌子,是騙人的。例如“上海小組”的《入組須知》就講到:“每個成員必須具有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無限忠於敬愛的林副主席、忠於葉主任(指葉群,下同)、忠於林副部長的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很明顯,毛澤東是陪襯的,忠於林彪一家才是實質。這裏還可以提一下,在查獲的於新野(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原副處長、“聯合艦隊”主要成員)的工作日誌上,查到了1971年4月23日晚上研究“教導隊”問題時的原始記錄。在“對教導隊教育”這個項目下,記了這樣的話:“培養對首長、立果感情,但提法上要策略,不要讓人家做文章。”這就更清楚地暴露了他們的險惡用心。
“戰鬥小分隊”和其他反革命組織一樣,規定有嚴格的“紀律”。例如:不準在外泄露小分隊情況;不準與原單位人員接觸;在小分隊期間不許探親,不許家屬來隊,不準戀愛結婚;不準單獨活動;不準隨便接電話,電話由專人接;不準談論“首長”的活動去向,生活習慣等等。
“戰鬥小分隊”還規定了許多聯絡的密語、暗號,例如:戰友——指林彪一條線上的人;扮阿慶嫂——指要見機行事;悶熱——指有“外人”在場,不好講話。
隊員給支部書記打電話,不能直接找,要先找她的兒子,問“吃飯了沒有?”如答“吃了”,表示在家可以去;如答“還沒有時間”,表示現在沒有時間;如答“沒吃”表示不能去。隊員給支部書記寫信,不能直接寄到她家裏,而是先寄給指定的小分隊員,並在信封背麵做上記號。
這一切說明,林彪一夥是多麼陰險,而在本質上又是多麼軟弱。他們害怕人民,害怕群眾。即使在他們的反革命組織內部,也不得不采取種種欺騙手段和法西斯統治,來控製那些由於上當而被他們利用的無知青年。
“艦隊”投入第一線
1970年8月,林彪一夥在廬山搶班奪權的陰謀敗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一個主要成員陳伯達被揭露出來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1970年10月中旬,毛澤東先後對吳法憲、葉群的檢討作了批示。11月中旬,毛澤東對黃永勝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全黨全軍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12月20日,華北會議開始。1971年1月24日,周恩來在華北會議上講話,係統揭露了陳伯達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