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2月24日，基喬之間開始了關於台灣問題的實質性談判。兩人針鋒相對，爭吵激烈；倆人都有學者風度，談判風格又各不相同，基辛格辯辭邏輯性強，富於哲理，一腔帶德國口音的英語很難翻譯；而喬冠華在雄辯之中思路清晰，思辨性強，原則當中豪爽豁達。
喬冠華提出的中國方案，美國觀點是“美國希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將逐步減少並最終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基辛格拒絕了這個方案，說：“我希望你們能理解我們的立場，我們把撤軍說成是一個目標。即使這樣，我們仍然堅持撤軍跟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和緩和整個亞洲緊張局勢聯係起來。”
“但是，這個前提，必須是美國無條件的撤軍。”喬冠華堅持說。
“這樣做會破壞整個關係，美國公眾輿論決不會答應的。”基辛格當然也不相讓。
每到這個時刻，雙方相持不下，都會把扯緊的弦放鬆，開一兩句玩笑來衝淡緊張氣氛，用友好的態度把巨大的決心掩蓋起來，不致使個人關係過分緊張。兩人的談判藝術都接近爐火純青。
這時，喬冠華果然鬆了弦，說：
“博士，你是出生在德國，我是在德國獲得的學位。從這點上，我們應該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學上，我喜歡黑格爾，你喜歡康德；這也許是我們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喬冠華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40年代跟美國人打過交道，朝鮮戰爭期間也參加過與美國人交鋒的板門店停戰談判，他諳熟談判藝術，善於掌握節奏；該犀利時，鋒銳芒利，寸土不讓；該徐緩時，和風細雨，開朗豪爽。數月以前，他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二十六屆聯合國代表大會，風度迷人地坐進剛剛恢複的中國席位時，在世界各國代表的注目中，敞懷朗聲大笑，表現了新中國進入國際講壇的豪情。紐約某大報為此專門寫了一篇評論，題為《喬的笑》。基辛格與喬冠華在談判桌上相互交鋒論戰，也相互洞察了解，兩人竟成了好友，經常往來。
第四天，2月25日，這天上午尼克鬆參觀故宮，當他看到兩千年前死去的一位王爺穿的金縷玉衣時，說：“穿上這玩意兒就不好到處走動了。”當他看到一個皇帝為避免聽到進諫意見而戴的耳塞時，開玩笑地說：“給我搞一副吧。”
這時基喬談判，倆人還是不著急，隨隨便便漫談著交換意見，仍是各執己見。好像談判根本沒有最後時限，好像明天不須飛去杭州，後天也無須在上海發表公報。其實，這都是在用共同的辦法向對方施加壓力。到了下午，在喬冠華向周恩來彙報、基辛格向尼克鬆彙報之後，倆人再碰頭，雙方都提出了新方案，作了讓步。喬冠華提出，隻要提到全部撤出駐台的美軍，中國就不再反對美方表示關心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基辛格提出，把全部撤軍這個最終目標和美方在此期間逐步撤出軍隊這兩個問題分開，以前是兩點包括在一個句子裏的。
喬冠華表示出了興趣，提出修改個別詞彙。他說，最好提和平解決的“前景”，而不要用“前提”。他說：“用‘前景’，含義更積極些，顯示出是雙方的意見；而用‘前提’聽上去是華盛頓單方麵強加的東西。”
基辛格也同意了，開玩笑說：“我看台灣命運不會取決於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別。”基喬會談在這時已經取得了突破，周恩來進來參加了半小時談判。尼克鬆了解到中國人不喜歡搞小動作，喜歡誠摯坦率，他就坦率地在與周恩來的會談中擺出了自己的難處。他說：“如果公報在台灣問題上措詞過於強硬，勢必會在美國國內造成困難。我將受到國內各種各樣親台灣、反尼克鬆、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院外集團和既得利益集團的交叉火力的拚命攻擊。整個的對華主動行動就有可能成為兩黨之間的爭議問題。到時候，如果我不論是否由於這個具體問題而落選，我的繼任就可能無法繼續發展華盛頓和北京的關係。”
周恩來了解了基喬會談的突破以後，表示可以考慮美方經過修正的論點。周恩來請示了毛澤東，得到了毛澤東的批準。尼克鬆也同意接受中方經過修正的論點。基喬在當晚尼克鬆的答謝宴會後，於10點半再次會晤。這次談判十分順利，隻花了15分鍾就解決台灣問題的措詞問題，行文如下——
雙方回顧了中美兩國之間長期存在的嚴重爭端。中國方麵重申自己的立場：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決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幹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台一中”“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