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溫馨的港灣。
家是幸福的搖籃。
家是放“心”的地方。
特別是在遭遇風暴襲擊的時候，家是惟一安全的處所。
我常在外旅行。不論是荷蘭阿姆斯特丹的金鬱金香賓館(GOLDEN TULIP)，還是德國斯圖加特的諾福特賓館(NOVOTEL)，“”再多，總覺不如家中自在、親切、溫暖。難怪，在賓館裏常見掛著“賓至如歸”四字。賓館的最高“境界”，也不過是“如歸”。可見“歸”是多麼的可貴。
房子是家的所在，是家的“硬件”。
在深圳的一次房地產交易會門前，那高懸的巨大的條幅，上書七個大字：“你的家在哪裏？！”
這七個字，勾起多少無房的深圳打工者產生無家的感歎，也同時激起他們強烈的願望：即便勒緊褲帶，也要在深圳買一套房子，在深圳安家！
哦，下一回再見到“你的家在哪裏？！”這七個字，可以自豪地回答說：“我的家在深圳！”
可以說，房地產商用了“你的家在哪裏”這七個字，勝過任何“起價僅××××元”或者“對折出售”之類房地產廣告更加令人怦然心動。因為“你的家在哪裏”把家與房子緊緊鎖定在一起。
往日，中國大陸的城市住房，由國家投資建設，建成公房，然後無償分配給職工，每月收取低廉的房租。這叫“福利分房”。那房子叫“福利公房”。房子成了“福利”，中國大陸也就談不上有什麼房地產業。
自從中國大陸實行“開放、改革”，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住房製度也隨之大改革。房子不再跟“福利”聯係在一起，誰都得花錢買房子。房子從此也就成了商品，成了“商品房”。
“商品房”是當今中國的“高頻詞”。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商品房仿佛是一個“新生事物”。雖說房地產業在資本主義國家早已非常發達，有著二三百年的曆史，在中國大陸卻還處於“新興”之中，還隻二十幾年的曆史。
商品房姓“商”。所謂“商品房”，就是明明白白地說，房子是商品，就像電冰箱、電視機一樣，隻要付錢，誰都可以買。或者說，你想擁有房子，就像擁有電冰箱、電視機一樣，必須付錢。
商品房是商品。隻要你手中有錢，你就可以買商品房。你愛買什麼地段、多大麵積的房子，都不受限製——唯一的條件是你按商品房的價格付錢。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曾經對房子作了精辟的概括：“住房是一種特殊的商品，特殊在哪裏？一是必需性，二是耐用性，三是高值性，四是不動性。”
所謂“必需性”，因為“住”是人生四大事“衣食住行”之一，是人人、家家、戶戶所必需的；
所謂“耐用性”，是指一幢房屋的使用壽命起碼在50年以上，高層建築使用壽命則在百年以上；
所謂“高值性”，是指總價高，居“衣食住行”之首，住房消費是家庭的最大支出；
所謂“不動性”，是指房屋的不可移動，所以被稱之為“不動產”。
必需性，耐用性，高值性，不動性，這“四性”是商品房的四大特性。
商品房，這本來是很普通的市場經濟的產物，可是，對於中國大陸來說，是對人們傳統觀念的極大衝擊。
須知，在中國大陸，人們的“身份”原本是按照“級別”來定的。官越大，級別越高，享受的待遇也越高。
那時，人們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住房靠國家，分房按等級。”
這種“級別”之差，表現在種種方麵：
工資按照級別逐級升高；
副部長以上幹部不僅有轎車，而且還配有專職司機；
幹部的住房，級別高的往往地段好而且麵積大；
坐火車，隻有局級以上的幹部可以坐軟臥……
據北京一上世紀50年代參加工作的老幹部們回憶，他們當年經曆了這樣的“福利分房”過程：
參加工作後一般是先住幾年集體宿舍，結婚時可以分到一間大雜院的住房，然後才進入不斷重新分配並改善住房條件的行列。
分配的住房有新有舊，總是從分小房、分舊房開始，逐步改善。在三四十年中，每人平均分房大約六至八次。每一次職務的提升，往往伴隨著得到一次重新分房的機會，因為那時是以職務大小決定房子的大小。每一次分房，都要交出所住的房子，而新分的房子總是比原先大一些、好一些。
中國人治家，有句俗話：“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在一個多子女的家庭，往往是老大總是享受“新三年”的衣服。老大穿舊了給老二，所以老二隻能穿“舊三年”的衣服。老三最委屈，永遠穿不到新衣服，隻能穿老大、老二穿剩的那“縫縫補補又三年”的破衣服。
那時候，中國的“福利分房”，也有點類似於“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北京一些單位攢下一筆資金，隔幾年就建成一幢標準高一些、戶均麵積大一些的新樓，人們稱為“司長樓”。住宅建成後，一部分司長和副司長住進去——他們官大，住“新三年”。他們騰出的舊房則分配給一部分副司長和處長、副處長，這些人算是住“舊三年”。他們搬走後，那些舊房子則分配給科長、副科長、主任科員、科員們，所以科長、副科長、主任科員、科員們隻能住“縫縫補補又三年”的舊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