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每年總要從上海去北京好多趟，有一年甚至去了十幾趟。然而，自從爆發了“非典”，北京成了重災區，我已經幾個月沒有去北京了。主要倒不是怕“非典”，而是怕從北京回到上海要被隔離十幾天，我不願失去了行動的自由，所以沒有去北京。
總算等到北京摘去疫區帽子的那天。不久，北京邀請我出席關於“非典”反思的研討會，我馬上答應了。
上海正處於多雨的黃梅天，異常悶熱。我驅車來到虹橋機場，一進門便見到長長的隊伍。原來，“非典”雖然已經是強弩之末，但是機場的健康檢查依然嚴格。旅客必須詳細填寫健康申報表，並經過紅外線測溫儀測量體溫，蓋上“正常”的大印，才允許進入候機室。
上海到北京的機票打九折。進入客艙之後，我發現大約一半座位空著。這表明從上海前往北京的旅客還不算太多。據說，這個航班的上座率還算高的，因為這幾天江淮大雨，津浦線中斷，不少坐火車的旅客改乘飛機，使飛機旅客增多。
飛機在瀟瀟細雨中起飛。穿過雲層之後，金燦燦的陽光透過舷窗，照進了機艙。我坐在緊靠窗口的座位，不時俯視窗外。
當飛機飛過淮河上空的時候，我見到窗下是厚厚的白色雲層。那裏正大雨傾盆，嚴重的水災正威脅著江淮大地。
臨近北京的時候，機翼下的纖纖白雲，如同一朵朵潔白無瑕的小花，星羅棋布在綠色的大地之上。
下飛機之後，沒有遭遇測量體溫。據告，因為在上海登機時已經量過體溫，所以在北京機場就不必再重複測量了。
走出北京機場，迎麵就是烈焰般的驕陽。盡管北京的氣溫比黃梅天的上海要高，但是不像上海那樣潮濕，沒有悶熱之感。
我寧願“打的”，不讓別人來機場接我。盡管接待部門再三說要派車、派人到機場接我，我總是說“我是老北京，甭接”。因為在機場等人是夠煩的，尤其是遇上飛機晚點，更是要浪費別人很多時間。
一路上，跟出租車司機聊天。他說起“非典”突襲北京的那些日子，十車九空。老百姓躲在家裏，不願外出。出租車這一行可就慘了。他的好多同行，隻好歇業在家。賓館、飯店、旅遊也都生意清淡。
比起別的城市，北京人善侃，而且格外關心政治。那位司機居然向我曆數北京的“抗非英雄”：第一是那位揭露北京“非典”真相的301醫院老軍醫蔣彥永，稱他是“抗非”鬥爭中的“打假英雄”；第二是“鐵娘子”吳儀，作為國務院副總理的她挑起了衛生部部長的重擔，“抗非”的“司令官”；第三是臨危受命的北京市市長王岐山，他走馬上任之後，光是七天七夜建成小湯山傳染病醫院這一仗，就夠棒的！
司機說，“非典”這瘟神總算被趕走了，他的生意也日漸恢複正常，隻是還沒有達到“非典”前的水平。
我在中關村的一家賓館住下。中關村離北京大學一箭之遙。我當年在北京大學上學時，常去中關村。那時候，中關村是中國科學院許多研究所的所在地。如今的中關村，是北京的“矽穀”，高科技的大本營。這裏高樓林立，公司密集。中關村的房價僅次於市中心，成為北京三環、四環之間房價最高的地方。我見到賓館前放著許許多多白色的沙灘椅。入夜，沙灘椅座無虛席，大排檔熱火朝天。正值酷暑，人們一邊喝著冰鎮啤酒，一邊聊天。我從賓館窗口俯視著燈火通明的大排檔，看得出，“非典”的陰影，已經蕩然無存。
翌日，我出席研討會。我注意到，會場上有兩位“明星”級的人物。一位是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非典”之役，他是“領軍”者之一。他曾經給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講“非典”疫情，向胡錦濤、溫家寶彙報抗擊“非典”情況。他是一位口才很好而且知識麵也廣的專家，所以演講顯得格外精彩。另一位則是蔣彥永的兒媳。她說公公到美國探親去了，派她作為代表出席會議。她講述了蔣彥永勇敢地披露北京“非典”真實情況，引起中共中央高度注意，決定撤換衛生部部長，打響全國性反擊“非典”的戰役……
我在北京行色匆匆。傍晚會議結束之後，直奔北京機場，當場買票，返回上海。令我驚訝的是，我買的是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機票，居然打對折，才五百元人民幣！
在北京機場，不見長長的等候測量體溫的隊伍。我在辦理安全檢查手續時，那位穿製服的小姐叫我的頭向左偏一點，我這才意識到那裏安裝了遙控測溫儀，旅客一邊辦理安全檢查手續，遙控測溫儀一邊就自動測溫，節省了時間……
上了飛機，三分之二的座位都空著。這下子，我明白機票打對折的原因——即便是打對折，旅客仍不多。看來，還要經過一段時間，遭到“非典”嚴重打擊的航空業才會慢慢恢複元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