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海外兵團”到“海外使團”(1 / 2)

何智麗不僅第一個勇敢地站出來反抗讓球,而且此後毅然離開中國乒乓球隊,成為“海外兵團”的第一號大將。

何智麗在第48屆世乒賽上公開露麵,不僅引發了對於讓球的再討論、再認識、再批判,而且也引發了對於“海外兵團”的大討論。

在國門大開的今日,那麼多外國球員在中國的足球隊效勞,那麼多的“洋帥”執掌中國的教練大印,又有那麼多的中國運動員在外國效力,就連“鐵鎯頭”郎平,原本是中國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偶像,居然也到美國出任美國女排主教練——須知,美國女排乃是中國女排的勁敵。

見多了,識廣了,中國人不再像十幾年以前那麼眼界狹隘。人們對“海外兵團”重新認識,終於發現“海外兵團”實際上起著傳播友誼的重要作用,稱之為“海外使團”。從“兵”到“使”,一字之易,天差地別,不見殺氣,盡顯溫情。

在中國眾多的報刊上,開展了對於“海外兵團”的大討論。一提到“海外兵團”,必定舊事重提,提到何智麗在廣島亞運會上連克陳靜、喬紅、鄧亞萍三員大將之事。一篇討論“海外兵團”的文章,一開頭就這麼寫及:

其中最令國人痛心的是1994年廣島亞運會,嫁到日本的何智麗成了小山智麗,改了名上了場,居然打敗鄧亞萍獲得冠軍,在國球的領地“囂張”,全國上下一片討伐之聲。可以說,這是“海外兵團”讓中國本土選手吃虧最大的一次。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蔣寅教授,與體育界毫不相幹,他大約由於兼任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院文學研究科客座教授的緣故,關注小山智麗,居然也寫了《漫說“海外兵團”》一文參加討論:

前幾年小山智麗在世乒賽上戰勝鄧亞萍,曾使國民對“海外兵團”的惱怒達到頂點,媒體上出現各種各樣的議論,出發點雖不一樣,但對“海外兵團”所抱的厭惡、敵視態度則是同一的。對此我很不以為然。中國的乒乓球訓練、比賽體製是否有為國家利益而犧牲個人榮譽的可能這裏暫不討論,從運動員個人來說無不願意自己的運動生命延續得更長。中國乒乓球人才濟濟,新老更替極快,老隊員不退役,新手就頂不上來。但問題是老隊員年齡雖大,但競技狀態未必就差,隻要能打當然想繼續打,別忘了,瓦爾德內爾已對抗了從蔡振華到劉國良的四代中國選手!國內不能打,當然隻好到國外去打,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了。於是北美洲有黃文冠、耿麗娟、成應華、高軍、南美洲有劉鬆、大洋洲有李春麗;歐洲更多,有倪夏蓮、何誌文、楊敏、錢千裏、丁毅等,光是德國就有施婕、田靜、何千紅效力;而日本的何智麗、韋晴光對中國隊構成了最大的威脅。“海外兵團”蜂起,無形中使各隊的問鼎之爭成了中國人的對抗。這給中國隊奪冠當然造成了困難,可換個角度想,一旦乒乓球完全成了中國選手的對抗,無論哪個國家奪冠,榮譽不都是中國人的嗎?如果許多運動都出現這樣的局麵,中華民族的體育形象不就光耀無比了嗎?

蔣寅教授的文章,寫得客觀、在理。另一篇參加討論的文章也指出:

對那些遠赴海外的球員來講,他們也不喜歡“海外兵團”這四個字。的確,他們出國都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便是中國乒乓選手過於年輕化,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老瓦可以對抗中國的五代球員,而中國球員往往因為一兩次比賽的失利就會永遠消失在國際賽場,以至於乒壇名宿丘鍾惠每當看到中國隊總在更新的比賽名單時,有一種掉淚的感覺。

2005年5月11日《南方都市報》所發表的《海外兵團:從“國家榮譽”到“謀生手段”》一文,深入地對“海外兵團”進行了分析:

現在的國人對何智麗代表的“海外兵團”基本上保持著一種理解包容的態度——從當年的抵製情緒到現在的寬容,這中間經曆了怎樣的變遷?

客觀地說,何智麗這樣一個極端的例子,不能代表今天整個海外兵團的普遍生存狀態。從拒絕讓球而出走,到以決戰的姿態殺回來,她作為個體的意義和獨特性,更大於她作為一個典型個案的意義;今天的海外兵團,年齡更小,心理負擔也更小,走出去的人也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