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作家，我怎麼會忽然“改行”，當起攝影師來呢？
出版這套《目擊》叢書，最初是長江文藝出版社編輯謝將先生的提議。記得，他有一回從武漢來到上海，見到我家有那麼多本相冊，便出了個主意：“何不把這些珍貴照片編輯出版？”他說，“現在流行圖文並茂的圖書，流行‘老照片’。你把照片配上文學性的說明詞，出版一係列圖片書，一定會受讀者歡迎。”在他的鼓勵之下，我便著手編選《葉永烈目擊》叢書。
我喜歡攝影，早在北京大學上學的時候，我便參加了攝影培訓班。有一回，我跟一位攝影師聊天時，無意之中說起了“乳劑特性曲線”。他大為驚訝，你怎麼也懂“乳劑特性曲線”？其實，那是因為我在北京大學化學係學的是光譜分析專業，學過攝影技術理論課。我每拍攝一張譜片，就得進暗房衝洗，所以對於顯影、定影技術也很熟悉。大學畢業後，我在電影製片廠幹了18年編導，除了編導業務之外，我也在攝影師忙不過來的時候，幫助他變焦距、跟焦點、跟光圈以至在暗房裏倒片、往片盒裏裝電影膠片。
我最初的攝影作品，無非是兩大類：一是為采訪對象拍攝人物照片，作為我的文字作品的“插圖”；二是拍攝了“到此一遊”式的旅遊照，作個紀念而已。隨著我的紀實文學創作的深入，漸漸地，我以紀實文學作家的目光觀察社會，拍攝了一係列紀實風格的攝影作品，姑且稱之為“紀實攝影”。
作為紀實文學作家的我，常被人們稱為“舊聞記者”。確實，我在創作中注重采訪，從采訪中獲取第一手資料，這與“老記”們無異；然而，“老記”們所關注的是新聞，而我所關注的是“舊聞”。當然，我也不時從“舊聞”中挖掘到重要的新聞。
我致力於當代重大政治題材的長篇紀實文學創作。我追蹤中國共產黨的曆史腳印：從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到浙江嘉興南湖，上井岡山，人紅都瑞金，進遵義，來到革命聖地延安。我也訪問“西安事變”和“重慶談判”的所在地西安、重慶。
當然，我去得最多的是北京。我曾說，紐約最著名的是百老彙大街，而真正的“百老彙”在北京。我在北京奔走於白發世界。諸多曆史老人把當年的親曆、親見、親聞娓娓告訴我。
在采訪時，我除了手記之外，還同時錄音、拍照。日積月累，如今我保存了上千盤錄音帶，也保存了上萬幀照片。
我把那上萬幀照片加以精選，配詞，完成了《葉永烈目擊曆史》，總共收入1100多幅照片。《葉永烈目擊曆史》追蹤中國共產黨的紅色曆程，即從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1957年下半年起“左”的失誤直至新時期的“遵義會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我在國外“行走”的時候，除了往手提電腦裏輸入當天的見聞、寫作長篇“行走文學”之外，也拍攝了許許多多照片。所以當我一下子從柯達專賣店買了二三十卷柯達膠卷的時候，那裏的營業員總是笑著問我：“又要出去啦？”每一回外出旅遊，我總在旅行中攝影，事先要買好一批膠卷。我買膠卷從不馬虎，絕對不在旅遊景點附近的小鋪裏買，而是在上海一家柯達專賣店去買，以確保質量。這是因為買了質量不好的電視機，可以退貨，而一旦買了假冒偽劣膠卷，那損失就無可挽回！同樣，衝印膠卷，我也都到那家信得過的照相館去。
我把旅遊作為觀察生活、深入生活的好機會。這樣，在旅遊之中，要拍攝大量的照片。不過，我的視角往往與專業攝影師不同，他們注重於風光攝影，而我則偏重於紀實攝影。我所注重的不是構圖，不是色彩，由於長年從事紀實文學創作，我的鏡頭對準了社會焦點。
紀實攝影與新聞攝影相近，但是不像新聞攝影那樣強調新聞性。在我看來，紀實攝影的關鍵，在於作者敏銳的目光和特殊的視角，捕捉到“人人眼中有、個個筆下無”的鏡頭。
比如，在越南首都河內的一家大型商場，我見到一個櫃台上並排插著越南、美國、法國三國國旗，便端起了照相機。營業員見到我連這樣的旗幟也要拍攝，在一旁笑了，我把笑嘻嘻的她也攝入了鏡頭。顯然，營業員以及來來往往於商場的顧客對這三麵旗幟已經熟視無睹，然而在我看來，這三麵國旗能夠並排插在一起，卻深刻地反映了越南的巨大變化：在20世紀，越南先與法國、後與美國，各進行了一場為期八年的反殖民、反侵略戰爭。那時候，越南與法國、美國是交戰國，是敵國。自從1986年越共“六大”實行“革新開放”路線以來，越南打開國門，法國、美國的商品和資本湧入越南，這才在河內的商場裏出現法國巴黎香水和美國電器，出現越南、美國、法國三國國旗並列於櫃台的場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