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芒街，當我見到“友誼商場”裏掛著毛澤東主席和胡誌明主席的合影時，正要拍攝，一個小女孩跑了過來，高舉左臂，在照片前做了個“V”的手勢。這幀照片有了小女孩的“自動”加入而變得非常生動。用胡誌明主席的話來說，中國和越南是“同誌加兄弟”。然而，在1979年中越之間卻發生了那場本來不該發生的戰爭。好在不愉快的一幕已經過去，小女孩這“V”的手勢清楚地表明，如今中國和越南依然是“同誌加兄弟”。
在蘇聯解體十周年之際，我來到俄羅斯，我關注的是俄羅斯的現狀。在莫斯科大學高聳宏偉的主樓前，矗立著莫斯科大學創建者羅蒙諾索夫的青銅塑像。然而，塑像的基座上，卻坐著喝醉了的兩個赤膊的大學生，麵前是被摔破的酒瓶。我非常感歎，摁下了快門。我想，羅蒙諾索夫倘若見到腳下如此不肖的弟子，不知作何感想！
在聖彼得堡的地鐵站，我正在用攝像機拍攝剪票口，忽然一位小夥子闖入我的鏡頭，雙手一撐，從閘口一躍而過。緊接著，又一位高大的小夥子，也是這麼雙手一撐，一躍而過。這些逃票的小夥子，動作是那麼的熟練、利索，同樣使我感到驚訝。我把錄像帶上的這些鏡頭，用照相機翻拍下來，變成照片。
我還拍攝了跪在神像前的虔誠的信徒，拍攝博物館一角那些為了維持生活而重新上崗的退休老太太……
我多次前往美國，因為我的兒子在那裏。在美國，我既是居民，也是采訪者。我拍攝普通美國人生活的方方麵麵，讓讀者走進真實的美國。
在美國發生舉世震驚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人們紛紛逃離紐約之際，我卻從上海飛往紐約進行采訪。我除了寫出50萬字的紀實長篇《受傷的美國》之外，也拍攝了許多照片。我的鏡頭記錄了倒塌的世界貿易中心大廈，記錄了在廢墟前吹風笛懷念親人的長者。我忽然注意到街頭的公用電話，把鏡頭推近，拍攝了上麵的“9·11”——在美國每一部公用電話上，都印著報警電話號碼“9·11”。恐怖分子正是選擇了“911”，發動了“9·11”事件。
我也拍攝了紐約洛克菲勒廣場上迎風飄揚的幾十麵星條旗，拍攝了包裹著星條旗頭巾或者戴著星條旗領帶、穿著星條旗外衣的美國人，還拍攝了華爾街餐館裏星條旗長方形蛋糕以及穿著星條旗禮服的新娘，借以表現美國受到恐怖襲擊時舉國上下高漲的愛國主義情緒。
我曾多次到過舊金山的金門大橋，從空中、從海上、從橋頭多角度拍攝過這座跨海的紅色雄偉大橋。我從未在那裏見到警察。這一回，我守在橋頭，終於拍到騎著自行車的全副武裝的警察從橋上駛過。因為自從金門大橋被列為恐怖分子可能襲擊的目標之後，美國加強了對金門大橋的守衛，警察們戴著頭盔、騎著自行車巡視大橋，以防恐怖分子的突然襲擊。
一到台北，我就對滿街亂竄的摩托車非常反感。如何“捕捉”台北摩托車的最佳畫麵？我經過仔細觀察，發現在八德路上，當紅燈變成綠燈之際，那“積聚”起來的摩托車像水閘開閘似的洶湧澎湃，非常壯觀。這樣，我在那裏拍到了長長的摩托車隊。照片衝印出來之後，連我的台灣朋友都說，看上去，仿佛在進行一場摩托車的奧林匹克比賽！
我也注意到，台北的人行道頗有“特色”：人行道不是由政府統一鋪設的，而是各家自鋪，因此不僅五顏六色雜亂無章，而且高高低低，行人不小心就會摔跤。當然，我也把這一“特色”攝入鏡頭。在停車場，我把鏡頭對準轎車的車牌。台灣朋友不明白，車牌有什麼可拍的？其實，那是因為我注意到，台灣的車牌隻有三種：“台北市”、“高雄市”和“台灣省”。在台灣，除了台北和高雄這兩個省轄市之外，其他各縣市的車牌都寫“台灣省”。小小車牌，也清楚地反映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同樣，我也拍攝了台灣的郵局、郵箱、郵遞員，全是綠色的，與大陸一樣，因為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一個省，那裏的郵局當然采用與大陸一樣的“特征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