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說，我作為上海作家，向來很忌諱寫上海作家。傅雷與戴厚英是兩個例外。傅雷與戴厚英都是命運乖戾、受盡“左”的壓迫而死於非命的上海作家。我多次采訪戴厚英本人，為戴厚英寫下了紀實長篇《非命》。
我關注傅雷，最初是從關注傅聰開始的。
喜歡音樂的我，很早就注意到中國音樂界的“兩聰”——馬思聰和傅聰。這兩“聰”都曾有過“叛國分子”的可怕名聲。我為內心痛楚、客死美國的馬思聰先生寫下了紀實長篇《風雨琴聲——馬思聰傳》。
1979年4月，傅聰從英國回到闊別已久的祖國，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上海，出席父親傅雷的追悼會。這時，傅雷的冤案已經平反，可是籠罩在傅聰頭上的“叛國者”的陰影並未散去。關於傅聰的報道，在當時是嚴加控製的。就連傅聰的報道不能超過多少字，必須安排在第幾版，都有嚴格的規定。我當時從《中國青年報》的一份內參上，看到詳細的傅聰的動向報道，傅聰又愛國、又“叛國”的曲折經曆，引起了我的關注。
我對傅聰有了些了解之後，我發覺他和他父親傅雷都有一顆火熱的愛國之心。盡管當時無法發表關於傅聰的報告文學，我還是以他為模特兒寫成15000字的小說《愛國的“叛國者”》，在1980年發表於《福建文學》雜誌。
我采訪了傅聰，又采訪了傅敏。我的視線轉向他們的父親傅雷。我采訪的範圍逐步擴大，內中包括傅雷夫人哥哥朱人秀、傅雷的老保姆周菊娣、梅荷娣，傅雷夫人侄女朱佛容；傅雷的許多好友：著名作家柯靈、樓適夷，數學家雷垣教授，翻譯家周煦良教授，聲學家林俊卿教授，音樂家丁善德教授，小提琴家毛楚恩教授，翻譯家嚴大椿教授，法學家裘劭恒教授，傅雷幹女兒、鋼琴家牛恩德博士；傅聰的好友：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吳祖強，中央音樂學院周廣仁教授，鋼琴家史大正，上海音樂學院吳樂懿教授，上海音樂學院李民鐸教
1983年9月，文化部外事局俞慧鈞女士給我很大幫助，給我看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傅聰問題的批示的影印件以及有關文件。
我的采訪逐步深入：
“挖”出了那位冒死保存傅雷夫婦骨灰、感人至深的江小燕。
在上海市長寧區公安局查到傅雷死亡檔案，采訪了有關公安人員，首次揭開傅雷之死的真相。
在廣泛采訪的基礎上，我寫出關於傅雷、傅聰、傅敏的三篇報告文學，寫出了《傅雷一家》一書，於1986年9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後，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七卷本《葉永烈自選集》，選人《傅雷與傅聰》一書。2004年，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葉永烈精品書係》，也選人《傅雷與傅聰》一書。
樓適夷先生在給我的信中，曾經建議我寫長篇《傅雷傳》。我原本也準備寫，所以對傅雷親友作了廣泛的采訪。然而，後來我忙於“紅色三部曲”、《“四人幫”興衰》、《反右派始末》等一係列重大政治題材的長篇紀實文學的創作，也就把《傅雷傳》的寫作擱下來了。
這一回，經傅雷之子傅敏授權使用傅雷的曆史照片，我又重新作了補充采訪，終於坐在電腦前“敲”出了《傅雷畫傳》。
《江青畫傳》與《傅雷畫傳》的出版，意味著我的創作“與時俱進”，進入了“讀圖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