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已經提到，在2004年9月，我在回答《中國新聞出版報》記者的提問時透露：“在出版30萬字的《每一個孩子都能寫作》之後，我又即將推出30萬字的《寫給‘小葉永烈’》一書。這本書的書名是上海一家出版社社長取的，要我完成‘命題作文’。”
《寫給“小葉永烈”》是在2004年8月完成的。
“小葉永烈”一詞，最早見於1994年3月5日《中華工商時報》所載潘凱雄的評論《葉永烈的功夫》：
葉永烈，這位早在六十年代就開始以科普作品而出現於文壇的作家自80年代中期以來將筆墨轉向紀實文學領域。
葉永烈的一係列記錄中國現代曆史風雲人物和事件的傳記或紀實作品的頻頻問世引人注目，因而有“南葉北權（延赤）”之譽，其作品也屢屢獲得暢銷的幸運。
新近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一套“葉永烈自選集”（共七本）便是一例，盡管收集在這套“自選集”中的著述大抵都已先後麵世，但這次依然發行了七萬餘套，由此可見其作品的讀者之眾。
葉永烈的筆觸既涉及毛澤東、江青、張春橋、陳伯達、蔣介石這些國共兩黨在中國現代以來的曆史風雲人物，也記錄了在1957年那場對新中國政治生活產生強烈影響的“反右”運動中含冤抱屈的形形色色的冤人或冤魂，這樣一些被采寫的對象自身所具有的某種神秘色彩和個人魅力本身就對讀者產生強大的吸引力；再加上構成葉永烈這些作品的既有大量的具有權威性的文字材料，如各級有關機構精心保存下來的文字檔案，又有盡可能地對當事人鮮活資料的搶救與采訪，比如對陳伯達的采訪就是如此。因此，葉永烈的紀實作品不以文字的花哨和人物心理、情景渲染等文學手段取勝，而是以材料的豐富、紮實和獨家而見長。這既是葉永烈辛勤勞作所練就的看家功夫，也是他之不完全同於權延赤的重要分野。
就社會公眾特別是一般讀者的閱讀期待和心理而言，比之於紀實作品的文，他們似乎更專注於其中所記之事，這大約就是所謂人皆有之的好奇心和窺視欲了。因此，至少在目前，紀實作品能否受到讀者的青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所記之人或事是否為公眾所關注，而葉永烈的作品則恰恰滿足了公眾的這種閱讀期待。
盡管他的作品所記之人或事大抵與政治相關，但出現在他筆下的政治又絕不是一般的政治：1957年的“反右”運動帶給每一位中國人的結果究竟是禍還是福？時至今日，人們對此早有清醒的認識，毋須贅言；而毛澤東、江青、張春橋、陳伯達、蔣介石等這些曆史風雲人物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又莫不對中國人的生存產生直接影響。因此，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出現在葉永烈筆下的政治是那種和公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政治，而它的決策行為和過程長期以來又一直被緊緊地罩在鐵幕之後。
現在葉永烈的作品終於輕輕地掀起了鐵幕的一角，對於具有好奇與窺視欲的芸芸眾生而言又怎麼會不抓住這個機會而一睹為快呢？
當然，葉永烈紀實價值絕不止於隻是滿足了公眾的好奇心和窺視欲，但僅就其作品屢屢暢銷的原因而言，我們又不能不承認這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環。
也正因為此，才能使在目前的暢銷書市場上不僅是葉永烈的作品，同時還有許許多多的“小葉永烈”、“劣葉永烈”式的作品也同樣能享受暢銷的待遇，盡管這些作品存在著明顯的東拚西湊、胡編亂造的痕跡。可以斷言，隻要鐵幕政治存在一天，這類作品的暢銷就幾乎是它的必然歸宿。
因此，讀者在選擇和閱讀這類作品的時候，斷不可以其暢銷為唯一的選擇標準。事實上，能夠像葉永烈這樣既暢銷又嚴謹的政治紀實之作也並不是太多。
在這篇評論中，“小葉永烈”與“劣葉永烈”並提，顯然是貶義的。
然而，《寫給“小葉永烈”》中的“小葉永烈”，卻是褒義的。
《寫給“小葉永烈”》是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社長陳紀寧約寫的，責任編輯依然是曹燕芳的女兒藍敏玉。這本書最初的書名叫《葉永烈科普創作之旅》。2002年9月11日，我致函陳紀寧、藍敏玉：
陳社長、小藍：
非常感謝貴社如此看重！
關於《葉永烈科普創作之旅》，我想，關於我個人的寫作經曆已經出過《追尋曆史真相——我的寫作生涯》和《是是非非“灰姑娘”》兩書，再寫，會有重複之感。另外，光是寫科普創作經曆，銷路也成問題，倘使貴社“虧本”，就不好意思。
陳社長信中提到的今後希望能夠看到許多“小葉永烈”的作品，倒是給了我啟發。我想，能否把書名改為《寫給“小葉永烈”》或者《寫給小作家》。
書的內容包含兩部分，一是自己創作經曆中有趣的故事，二是以自己的體會告訴小讀者們應該怎麼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