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傳國玉璽的得獲，既從政治上、從“天命”上，斷絕了蒙古各部貝勒，特別是額哲複國為帝的幻想，促使他們進一步向後金靠攏，稱臣納貢，為統一漠南蒙古，鞏固與擴大滿蒙聯盟，切斷明國的右臂，解除後顧之憂，增強後金軍力(每次攻明，蒙古軍隊約占清軍總數三分之一)，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又為皇太極改國號為清，登上“寬溫仁聖皇帝的玉座，提供了政治上的有利條件。一句話，多爾袞的這次遠征，收獲極大，建樹了奇功殊勳，這對他以後的進一步高升起了重大作用。
對降服額哲、獲取傳國玉璽的意義和影響，皇太極與八旗貝勒給予了很高評價。多爾袞四貝勒遣禮部啟心郎祁充格等歸報捷音，他們抵達都城的前一天，皇太極便對文館諸臣說：
“予自來左耳鳴，必有喜音，右耳鳴，必無佳兆。今左耳鳴，出兵貝勒必有捷音至矣。”《清太宗實錄》卷19，天聰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二日，祁充格即至，向汗奏報說：
“蒙天庇及上洪福，指授之處，彼竟不知，已被吾兵全收矣。插漢兒汗之妻淑泰太後、子額兒克空戈落，及國民俱巳降附。”
皇太極非常高興，“以出兵貝勒，遠勞日久，又兼得玉璽，不可不遠迎”，遂率大貝勒代善及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多鐸等貝勒，以及眾福金、大臣，於八月二十八日即出沈陽迎接，九月初五日在養式木河與多爾袞、額哲等相會。會見儀式非常隆重。皇太極親詣黃案前上香，“大張鼓樂，率眾拜天，行三跪九叩頭禮”。同時，“禦前設香案，上親受玉璽，率眾複拜天，行三跪九叩頭禮”。皇太極告訴左右臣將說：“此乃曆代帝王相傳之寶。”天聰汗對多爾袞四貝勒再三慰問，並熱情款待額哲母子，以次女瑪哈塔公主許與額哲為妻。《清太宗實錄》卷19，天聰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八月二十八日、九月初五日。這時，多爾袞一定會為他建立的功勳，為受到汗、貝勒的讚揚，而興高采烈，喜氣洋洋。
二、“統攝”吏部。
為了更好地使用後金全國的人才、財力、物力，為了加強統一指揮，也為了擴大君權，降金漢宮寧完我等，特上“公疏”，請仿明製，設立六部。皇太極與諸貝勒集議，決定改革一下官製，於天聰五年七月初八日，“建立六部衙門”，每部由一貝勒“統攝，下設若幹承政、參政和啟心郎。吏部是多爾袞統攝，以圖爾格、滿朱習禮、李延庚分為滿、蒙、漢承政，其下設參政八員，以索尼為啟心郎。戶部以德格類貝勒“為統攝”，以英俄爾岱、覺羅薩壁輝及蒙古巴思翰、漢官吳守進為承政，設參政八員，布丹為啟心郎。禮部由薩哈廉貝勒“統攝”，以巴篤禮、吉孫和蒙古布彥代、漢官金玉和為承政，祁充格任啟心郎，設參政八員。嶽托貝勒“統攝”兵部，以那木太、葉克書及蒙古蘇納、漢官金礪為承政，設參政八員，穆成格為啟心郎。濟爾哈朗“統攝”刑部，以車爾格、索海及蒙古多爾濟、漢官高鴻中、孟喬芳為承政，設參政八員，額爾格圖為啟心郎。阿巴泰貝勒統攝工部，以孟阿圖、康喀賴和蒙古囊努克、漢官祝世蔭為承政，其下設滿參政八員、蒙古參政二員、漢參政二員，設啟心郎三員。《清太宗實錄》卷7，天聰五年七月初八日。
天聰六年八月初八日，六部衙門俱已完工，多爾袞等六貝勒第一次進入新署，率本部大臣，赴闕，各領銀印一顆，回到本部，闔部官員向本部貝勒行禮。“各部頒行事宜，皆用印以行。其職掌條約，備錄之，懸於門外。凡各衙門通行文書，亦用印而行”。《清太宗實錄》卷10，天聰六年八月初八日。
六部之中，吏部為首，任免官將，晉升職銜，舉用忠賢，懲辦劣臣，事務繁忙，關係不小。多爾袞膺此重任，細心料理，充分發揮其聰睿敏捷的長處，做了大量工作。天聰八年正月二十八日，遊擊祝邦成之妻，因其夫攻薊州時陣亡，家無子嗣，到吏部稟告情況，要求免除丁差，多爾袞同意，向汗奏報。汗念其夫之功，命免八丁，而且規定：“以後凡有功之人，已故而無嗣者，準免丁之半，待其妻故後，仍令出差。”《清太宗實錄》卷13，天聰八年正月二十八日。這對安撫將心，激勵士氣，穩定軍情，是有好處的。
由於多爾袞勤理部務，統攝有方，吏部的工作做得比較好，受到了國汗的稱讚。皇太極曾專門召集文館儒臣及六部滿漢啟心郎入宮，評論六部衙門工作好壞，讚揚了吏部、戶部和兵部，批評了禮部、刑部、工部。他說：“自立六部以來，惟見吏、戶、兵三部盡心辦事，不煩予慮。禮、刑、工三部，辦事多未周到。”《清太宗實錄》卷12，天聰七年十月初十日。
多爾袞在統攝吏部的日子裏，既盡職細心，作出了成績，為鞏固後金作出了貢獻，也對提高他的威望，增強他的實力，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三、“尊汗抑王”。
多爾袞是清太祖努爾哈赤之子，是貝勒，而且是和碩貝勒，為鑲白旗旗主，後來以此資格封為和碩親王。他本身是王，是王爺，怎麼又主張“尊汗抑王”？這豈不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通觀全局，便可知曉，多爾袞在天聰年間(1627―1635)軍政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尊汗抑王”傾向，是有條件的，有範圍的，是應該加上引號的。他的“尊汗抑王”，尊的是天聰汗皇太極，抑的是三大貝勒，而不是壓抑他自己。而且講得更透徹一些，他是借“尊汗”來博取國主的歡心，爭取皇太極支持，蒙受汗的特寵，以擺脫父母雙亡以後那段時間的被動艱難處境，在政治上飛黃騰達，成為國中僅次於汗的掌權之人。他的“抑王”，就是打擊、壓抑三大貝勒，取消他們高居諸貝勒之上的特權地位，拉下來，排擠在後，讓自己走在前麵，位列首座。這是他利用汗與三大貝勒的矛盾而采取的策略，做起來非常有效，不到十年，就徹底改變了政治局麵，實現了他的願望。而且，還應該看到的就是，多爾袞在政局中的行動，是很小心的，很策略的，做得相當巧妙，基本上是順水推舟，很少是一馬當先，充當禍首。下述幾例，很能說明問題。
天聰三年(1629)十月攻明時，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堅主中途回師，以免受挫難回遼東，皇太極雖知此議謬誤，又有損君威，不能讚成，但迫於兩大貝勒的勢力，不得不同意，可是內心十分生氣。在這關係到後金盛衰和新汗威望的重要時刻，嶽托、濟爾哈朗、薩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濟格、豪格等貝勒，從大局出發，主張進攻，尤其是嶽托、濟爾哈朗更為堅決，終於說服了代善和莽古爾泰，一致決定繼續前進。在這場爭論過程中，多爾袞沒有出麵，也許是因其太小，沒有經驗，無法參議。也許是害怕兩大貝勒，又看不準進取之議是否能占上風，故未表態。可是，一旦決定之後，他就率兵奮勇衝殺，擊敗敵兵，立下了軍功。《清太宗實錄》卷4，天聰三年十月二十日。這樣，當然會贏得天聰汗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