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順治二年，浙江道監察禦史吳達又大膽上書，說現在使用的一切官員都取材於明末，其中有好的，也有許多逆黨羽翼、貪官汙吏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在剛立國時還可以邪正兼收，但現在江南平定，人才濟濟，就不能再涇渭不分、好壞不辨了。他舉出象阮大铖，袁弘勳、徐複陽這些人，怎能一概錄用呢？他還把矛頭直指大學士馮銓，說他狐媚成奸，豺狼任性，蠹國殃民，因此如不整頓吏治，就不利於國計民生。但多爾袞隻是以“已經錄用後無罪而黜，會引起官員的疑心”為理由，對其未加理睬。《清世祖實錄》卷19，順治二年七月戊寅，《皇清奏議》卷2，“浙江道監察禦史吳達題為特參奸貪大臣以肅本政事”。後來科道官許作梅、莊憲祖、杜立德、王守履、桑芸、李森先、羅國士、鄧孕槐、龔鼎孳等人交章彈劾馮銓、李若琳、孫之獬等閹黨餘孽，被多爾袞斥為重蹈故明陋習，結黨陷害忠良，嚴厲地斥責了他們一頓。《清世祖實錄》卷20，順治二年八月丙申。
但是，並不是說多爾袞對任官用人就非常馬虎，在可能的情況下，他還是嚴格要求的。保定巡撫丘茂華認為畿南地區缺官料理，就從鄉紳，孝廉等舊明紳衿中選擇數人推用，多爾袞並沒有一批了事，而是批示：“這署事官紳、孝廉果否盡當，作速會議具啟。”順治元年七月初七日保定巡撫丘茂華啟為特舉賢才署事，仰祈敕允，以安地方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宣大巡按張鳴駿薦舉舊官李定榮在蔚州任官，被多爾袞批道：“宣大久經歸順，地方已定，應用官員宜聽該部推選。以後薦舉，但許開具履曆、籍貫及才品所宜，不得指定何官坐名何地。著通行傳諭。”順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宜大巡按張鳴駿為特舉異才以備要地道員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順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大學士們去向多爾袞彙報政事。多爾袞說：
“茶馬一差要緊，必須擇人。”
都察院劉漢儒推薦廖攀龍，多爾袞便說：“這用的滿洲人，我一一皆知，若是漢人，是好是壞，我都不知道。”
過了一會兒他又說，“各地方官推薦的人多，參劾的人少，天生的好人一個地方不過一，兩個，哪得有如許之多？”
大學士們解釋說：“對外官除了參處的以外，都該獎薦，這是明朝舊例。薦舉的人中有很多相同的，但參劾的人絕不雷同，一個是一個。而且上任有參，複命有參，鹽臣有參，三年考察時也有參，所去的官並不少。”
“應選的官未必都好，好像矮子裏拔將軍，就是不好的，少不得也要做官。”多爾袞頗不以為然。
大學士們又答：“初選的官，怎麼能馬上就知他怎麼樣呢？等到了地方上，如不好自然就要參處。”
這時剛林讀了楊方興的奏本。多爾袞即問道，“此官作得何如？”
大學士們說：“極好。”
多爾袞很得意。“他是從內院出去的，我也知道他。”《多爾袞攝政日記》
對於明朝的吏治，他也是清楚的。順治元年六月，他對全國官民發布詔諭；
“明國之所以滅亡，都是由於內外官吏賄賂公行，功過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員，有錢者雖不好也可進身，無錢者即賢才也不被任用。所以賢者都抱恨隱居，不賢者多，夤緣幸進。賢不能進則國政不理，不賢用賄得官，怎麼肯實心為國？甚至無功的以行賄而冒功，有功的以不行賄而被淹沒，亂政壞國都始於此，罪也莫大於此。如今內外官吏改變以前的貪婪，效忠國家，則可永葆富貴，若是不改前非，仍舊行賄營私，國法不容，必定砍頭示眾。”《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六月丙子。
七月，多爾袞又對全國官民發布詔諭，認為近來廷臣舉薦的人大多是明末舊官和革職廢員，沒有埋名隱姓、躲藏山林的賢人。這樣，如果推薦者心不公，就會導致結黨營私，誤國誤民。所以，以後要嚴加考察，實行連坐之罰，無論是薦舉有私還是知而不舉都要治罪。《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七月甲寅。吏部曾在一本中薦舉人才，多爾袞在本後批道：“這薦舉諸臣履曆充軍革黜太多，朝廷用舍雖不據此，亦欲知其梗概，還將被斥事等情寫來看。”無名無題殘本(約為順治元年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他一方麵要大量利用明臣，不可能十分挑剔，但他卻並不就此聽之任之，還時時告誡、叮嚀，盡量用人得當。江南攻下後，陳名夏自稱熟悉當地情況，請求派他去招撫，但多爾袞派了洪承疇，不過是對陳不夠信任和了解，而洪承疇是文武全才罷了。一次聽到剛林讀山西巡撫馬國柱的本章，立刻說：“李鑒、馬國柱不可並在一處，當更調一人。大略滿洲人心實，說過便了，漢人似不如此，恐不擠之死地不止。”《多爾袞攝政日記》。時李鑒任宣府巡撫。
多爾袞對官員注意了解，這樣才好因人設事。順治六年巡視長蘆鹽課的禦史一年任期已滿，按舊例應該更替，都察院以廣東道禦史王世功和江南道禦史杜果資曆合適，請旨選擇一人。多爾袞當即批示：
“巡視長蘆鹽課，著王世功去。”順治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都察院左都禦史徐起元為請差巡鹽官員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多爾袞能作出這樣的決斷，顯然對這些官員已有好惡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