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二年五月底，多鐸攻克南京的捷報剛剛傳入朝廷，龔鼎孳就建議迅速派遣學臣去南方料理科場諸務。《清世祖實錄》卷16，順治二年五月辛亥。六月多爾袞頒詔江南，其中亦談到各地鄉、會試及儒學廩附生員、貢生等事宜，都按登極恩詔辦理。這之後，朝臣紛紛上書談及科舉，如範文程認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清史稿？範文程傳》。如張存仁認為“不勞兵之法”就是“速派提學，開科取士，讀書人有了出仕的希望，從逆之心自然不存”。《清世祖實錄》卷19，順治二年七月丙辰。雲貴招撫丁之龍在條陳滇黔事宜時，也把開科取士當作一項重要內容。《清世祖實錄》卷18，順治二年閏六月己酉。在一陣陣緊鑼密鼓之下，順治二年八月，在已安定的各地方首開鄉試(一些初定之地如陝西、江西等六省則於十月舉行鄉試福格：《聽雨叢談》卷9，“鄉會試掌故一”，中華書局，1984年，第186頁。)。
這樣一來，果然頗見成效，大批漢人士子紛紛而至，順天府試的進場秀才有三千，多爾袞不禁驚歎：“可謂多人！”大學士們連忙解釋說：“進場秀才向來有四千五百餘人，皆由提學官選擇起送，其中試者不過一百四五十名而已。”《多爾袞攝政日記》但清初戰亂之後，入試人數達到承平時的三分之二，也已經是很了不起了。就全國而言，十五省中式舉人達到一千四五百名。此外還有副榜，如複社名士侯方域就在幾年後考中了副榜。
但是，由於戰亂的緣故，道路梗塞，許多士子沒能按期趕到省城參加鄉試、次年二月也就無法參加會試，當然非常遺憾。範文程了解到這一情況，就在順治二年十月向多爾袞建議“廣其途以搜之”，請於順治三年會試後的當年八月再補鄉試二次(按正常情況需到順治五年才有第二次鄉試，六年第二次會試)，順治四年補增會試一次，得到多爾袞的批準。《清史列傳》卷5，“範文程”。明代會試，一般取中三百人左右，順治三年正月，首次會試的前夕，禮部認為“龍飛首科，正是士人彈冠之日”，建議增加進士名額，多爾袞批示說：“開科之始，人文宜廣，中式額數擴增到四百名。”《清世祖實錄》卷23，順治三年正月甲戌。
因為道路難行，各省舉人名冊沒有完全送到京城，會試隻得從例行的二月初九日推遲到二月十九日。到這一天，曆時九天的會試終於開場了。會試的總裁官是大學士範文程、剛林、馮銓和寧完我，所出題目倒是頗結合實際，曰“王道之始也”，會試中試者四百人提前於三月十五日進行殿試，多爾袞第一次代行皇帝的職責，到重華殿出題。其製策題長達五百字左右，主要針對清入主中華之後應遵什麼原則才能長治久安，在明末吏治腐敗的情況下如何整頓吏治使民風返樸，如何使滿漢同心同德，怎樣才能網羅賢才等四個問題提出要求。一日後評卷，再一日傳臚，分出三甲進士。《清世祖實錄》卷25，順治三年三月壬戌，上海古籍書店刻印，1983年12月，第5頁。
這次考試後被稱作“得人之科”，順康名臣傅以漸、魏裔介、魏象樞、李爵、馮溥等等，都是本科的進士。據統計，這一科的進士裏，出了四位大學士、八位尚書、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撫，此外還有都察院副都禦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內院學士等六位大官。徐錫麟、錢泳同輯：《熙朝新語》卷1，清同治6年（1867）刻本。
按範文程等人的建議，一年後再舉會試，多爾袞命取中三百名，總裁仍以範文程為首，其餘剛林、祁充格、馮銓、寧完我和宋權參與其事。當年三月殿試，多爾袞又以怎樣才能知人得真才，怎樣才能避免官員子弟及地方紳衿殺害百姓，使“貴者日富，貧者日苦”，怎樣才能在戰爭頻仍的情況下既足兵餉，又不給百姓增加負擔等三個內容為題，令貢士們回答。這次補行的殿試有兩處不同於上年的特點，一是多爾袞強調答題方式“勿用四六，不限長短，毋得預誦套詞，拘泥舊式”，《清世祖實錄》卷31，順治四年三月丙辰。表明他務求考試結合實際並能有用於實際，反對形式主義的態度；二是這回取士三百人中，江南士子占一百二十四人，占40%以上，且鼎甲又都是江南人，對比丙戌會試，當時中式四百人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數來自山東一省，福格、錢泳同輯：《聽雨叢談》卷9，“鄉會試掌故一”，中華書局，1984年，第186頁。這說明隨著江南的平定，明代開始的文魁中南方人占絕對優勢的趨勢參見陳正祥、錢泳同輯：《中國文化地理》第22頁，表2，“明代文魁的籍貫分布”，三聯書店，1983年。又重新卷土重來，而這趨勢又成為清初官場中造成南北黨爭的一個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