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三年雖係計期，但各省初定，新設之官尚未滿任，姑緩朝覲，俟至四年舉行。”《清世祖實錄》卷21，順治二年十一月戊寅。
清初考核官吏的製度也是從明朝繼承下來的，每三年考核一次。對地方官的考核稱作大計，對京官的考核稱為京察。地方督撫和京官三品以上者自陳得失，以下者由吏部和都察院考核。但首次大計，卻主要據撫按的報告對官員加以黜陟，吏部和都察院企圖按明製加以負責，但遭到滿洲貴族的反對。因為台省官多為漢人，而地方督撫按中旗人居多，所以大計當中台省官以拾遺的方式上奏指摘，卻多被反坐。談遷：《北遊錄》，“紀聞下”，“計典”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順治六年後再舉計典，由於前車之鑒，就連糾拾者也寥寥無幾了。
順治三年七月辛酉，吏部奏言，朝覲考察之期定在次年正月舉行，由吏部發下五花冊，發到各撫按手中攢造，寫明朝覲官員姓名、起程日期等，限十月到部。應朝覲官員限十二月到京，違限者參奏。不許私自馳驛，分外擾民。官員賢否考評，一律由撫按定注。考語止用才、守、政，年四格，須按人指事；明白直書，不許鋪敘繁文。如有毀譽徇情，是非顛倒者議處。多爾袞對此表示不同意。《清世祖實錄》卷27.
順治四年二月乙酉，多爾袞以皇帝的名義向天下朝覲官員發布詔諭：
“天下人民，困苦極矣，朕既將他們出之水火，與各級地方官一起治理，已有四年。但明末積弊難除，頹風猶煽，有司貪婪成性，小民疾苦誰憐？司道官賄賂熏心，屬吏好壞不辨。瘡痍未平，剝削加重，百姓流離失所，未見有誰招撫，隻得揭竿而起，又不見有誰去消平。朝廷屢有德意，但郡縣依然如故。天天閑遊，還希望升遷。雖然對貪官汙吏偶有糾參，但奸猾者經常賄賂得脫，朕對此甚感憤怒。當此大計之時，已嚴飭各級部門重懲貪酷，不得寬恕。你們這些人暫時可以留任，但必須改正以前的錯誤，勉圖後效，變穢濁為清廉，易煩苛為寬大，太平治理，體現朕的愛民之意，這樣朕還可以表彰提升，但如果借法行私，剝下媚上，巧文欺謾，庇罪保奸，仍繼續以前的弊政，就絕不寬恕。爾其欽哉，故諭。”“敕諭天下朝官員”。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清代詔敕誥表”。
隨後，便對地方各級官吏加以升降。這年十月，吏部認為計典三年一舉是舊例，現在全國逐漸一統，應以三載考績為定製。自順治五年到七年後，大計天下群官，以後永遠遵守。多爾袞表示同意。《清世祖實錄》卷34，順治四年十月戊子。到順治七年正月，大計全國官員，對謝允複等816名官員分別加以革職、降調、致仕。《清世祖實錄》卷47，順治七年正月庚申。
至於京察，似乎在攝政時期未曾舉行。但順治四年六月，在大計之後，曾以考滿稱職提升各部院官英俄爾岱、吳達海、冷僧機、多爾濟達爾漢、明安達禮、範文程、馬光輝等六七十人，《清世祖實錄》卷32，順治四年六月甲戌。也是對京官三年來任職情況的評定。京察和考滿，原是對京官加以考核的不同辦法，都是三年一次，究竟應該是擇一而行還是並行不悖，從順治年間直到鼇拜輔政時期時有爭議和變動，其過程這裏就不談了。
這樣的官員考核辦法往往是流於形式的，其中弊病也很多。順治六年四月丙午，刑科給事中陳調元就認為，“朝廷之賞罰，唯憑督按之舉劾，而舉劾之公私，全憑道府之開報”，這本身就不合適。他說甚至有總督薦舉的人恰好就是巡按彈劾的人，而且都說是根據司道的開報。《清世祖實錄》卷43.後來魏象樞提出“三年大計，冊報責在撫按，考察責在部院，糾拾責在科道”，認為順治四年大計時，科道拾遺曾經舉行，但因立法不善，科道官被處者不一而足。如吏科劉楗以糾拾張守廉責革，楊時化以糾拾左光先降級，劉鴻儒以糾拾勞有學降級，林起龍以糾拾楊雲鶴革職，楊璜以糾拾劉孔敏罰俸，都察院臣因此被處分的還不在其內。其主要原因是撫按為了不使人說庇縱部下，所以把部下說得很好；而科道官加以糾參，撫按又怕連累自己為他們百般回護。弊端種種，不一而足。因此魏象樞得出一個結論：“總因四年計典初舉，皇上未親大政，公道未章，事多草率。”魏象樞：《寒鬆堂全集》卷2，中華書局，1996年8月第1版第26頁。
這也是多爾袞被打入地獄兩三年了，否則魏象樞也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當然，在那時候，他完全可能不這麼說。
第二節困境中求生存。
一、首革前朝弊政。
(一)清初凋敝與明末弊政。
中原昔喪亂，原隰繁稗莠。
人間好女兒，賣粟不滿鬥。張仁熙：《藕灣詩集》卷1，轉引自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2，張仁熙，第191頁。
滿目逃亡劇可憐，尚餘殘喘適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