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鴻不定群飛翼，怖鴿唯求施食緣。周茂源：《鶴靜堂集》卷9，轉引自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4，周茂源，第464頁。
蕭條萬裏無煙火，隻見風沙不見春。陳瑚：《確庵先生詩抄》卷5，轉引自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1，陳瑚，第60頁。
在詩人們的眼裏，清初社會確是慘不堪言，人民生活確是痛苦不堪。如果說他們的文學語言中感情色彩太濃的話，我們仍可從一些官員的筆下得到同樣的描述。
“……我禾西接杭湖，北聯蘇鬆，自慘罹兵燹之餘，幾於城郭煙銷，林墟鳥散。……金之俊：《金文通公集》卷3，“送總戎子淵馮公節鎮嘉禾序”第90頁。
……二十九日至臨清。當明之盛時，繁華擬於廣陵、姑蘇，自崇禎癸末後，大半焚毀，縉紳驅車而過者寥寥，但隔河青簾搖搖，猶聞歌聲嗚嗚。……初六日至鄒縣，荊棘塞路，導土人作向導，始達城。城之東南門，閉塞者三年，門內篷蒿丈餘，狼狐之類白晝縱橫，人立而嚎，見者毛發為豎也。土人拾瓜蔞以充饑，鵠麵鳩形，不忍正視。……魏裔介：《兼濟堂文集選》卷15，“南遊記”，龍江書院，清康熙年間、光緒年間補刻。
……臣巡行各處，一望極目，田地荒涼，四顧郊原，社灶煙冷。……《皇清奏議》卷1，直隸巡按衛周胤題為輕徭減賦普天已沾新恩，荒畝亡丁征收難足舊額，謹痛陳民苦仰冀聖憐事。
……七郡中嶽州之焚毀殺戮極慘，而巴陵為最慘。自壬午以來，無歲不被焚殺，無地不為戰場。加以今春奇荒，骼盈道，蓬蒿滿城。……村不見一廬舍，路不見一行人，慘目駭心，無圖可繪。……《明清史料》丙編第7本，第608頁，“湖南巡按張懋揭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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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飽蘸血淚的文字確是舉不勝舉，而它們所描述的觸目驚心的慘景在清初也確是比比皆然。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有明末清初的戰亂，有自然災害的頻仍，明末統治者施行的一係列弊政則害民尤甚。
在這些弊政中，最引起人民不滿的是三餉加派。由於明末統治者大肆揮霍浪費，各地軍事行動又使開支劇增，國家財政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萬曆末年，統治者借口遼左用兵，兵餉不足，於田賦中每畝加征九厘銀，共加賦銀五百二十萬兩。《明史》卷78，“食貨2”。到崇禎三年，遼東軍事更為吃緊，朱由檢應兵部尚書梁廷棟之請，田賦每畝再加三厘，共銀一百四十萬兩左右。《明通鑒》卷86，崇禎十二年六月中華書局，1980年；《明史》作“百六十五萬四千”。這每畝加派一分二厘銀、全國共加征六百六十萬兩銀，即所謂“遼餉”。崇禎十年，楊嗣昌為更好地打壓農民起義，建議增加“剿餉”。原希望臨時加派一年而止，“後餉盡而賊未平”，楊嗣昌、薛國觀等力主繼續加派。這一項加派又使每年增收田賦銀二百八十萬兩。崇禎十二年，楊嗣昌因軍費依舊不足，建議每畝加“練餉”銀一分，共約銀七百三十萬兩。這樣，三餉加派每年達到了一千六百七十萬兩左右，超過正常年收入的一倍以上。實際上，三餉數額並不止此，崇禎十五年戶部疏稱，“歲用練餉至八百七十萬九千有零”，超過了練餉收入八九十萬兩。一餉如此，三餉可知，難怪當時有人說，“三餉歲額二千三百餘萬，入嚐不足，出嚐有餘”，《明清史料》乙編第6本，第424頁，“核餉必先清兵殘稿”。竟超過了三餉加派“正常”歲額六七百萬兩，何況三餉加派本來就是大不正常的。百姓何辜，遭此殘害？崇禎十四年科臣左懋第曾疏稱：“臣有事河幹一載，每進父老問疾苦，皆言練餉之害。”夏燮：《明通鑒》卷87，崇禎十四年六月中華書局，1980年，第3359-3360頁。三餉之外、，賦稅加派還有多種。如商稅，“崇禎初，關稅每兩增一錢，通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滸墅、揚州、北新、淮安八關，增五萬兩。未幾，複增二錢，唯臨清僅半，而崇文門、河西務俱如舊。……及是以度支日絀，增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交困矣”。夏燮：《明通鑒》卷87，崇禎十三年十二月，第3347頁。
賦稅加派之外，還有臨時需索和私派、暗派等。孫承澤曾回憶他作縣令時，“倏奉一文取豆米幾千石、草幾千束運至某營交納矣，倏奉一文買健騾若幹頭、布袋若幹條送至某營交納矣；倏奉一文製銅鍋若幹口、買戰馬若幹匹送至某營交納矣，並不言動支何項錢糧、後日作何銷算，唯曰遲誤則以軍法從事耳。……是以私派多於正賦，民不堪命，怨聲四起”。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36，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關於這些問題，統治者也並非不知，隻是無可奈何罷了。大學士倪元璐曾借經筵開講之機，大說加派聚斂的害處。朱由檢聽了勃然大怒，說：
“邊餉缺乏，戶部又拿不出什麼像樣兒的法子來，光會說這些冠冕堂皇的話！”
倪元璐嚇了一跳，慢慢地才說，“我們這些儒者說的，雖是書生氣十足的話，但並不敢心懷私利來為陛下做事。”朱由檢這才不說話了。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