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君臣對此弊政無可奈何，隻得聽任其自然發展，惡性循環，當然免不了覆滅的命運。
(二)蠲除三餉加派。
對於三餉加派的害處，多爾袞是知道的。但是，明朝末年的戶部冊籍都被李自成農民軍焚毀，隻是萬曆時的冊籍如《賦役全書》《會計錄》等尚存，一些官員在開國之初以“定經製”等為名，建議修新的《賦役全書》，這樣就會包括了明末以來的一切加派雜征。大學士範文程不同意這樣，他認為按萬曆冊籍上的數額“猶恐病民，豈可更求哉？”於是“天下田賦悉照萬曆年間則例征收，除天啟、崇禎時諸加派”。《清史列傳》卷5，“範文程”。在多爾袞入關一月後，順天巡撫宋權“獻治平三策”，也提出“盡裁加派弊政以蘇民生”，他一針見血地指出：
“寇是因為什麼起事的？因為民窮。最近軍需量大，明朝不得已進行加派，但地方官執行不善，假公濟私。明加之外，還有暗加；公派之外，還有私派，使百姓骨髓都盡。而民越窮寇越起。……近日來財賦正額隻占征收的十分之三，加派則占十分之七，真好像指頭比大腿還大。萬曆初年絕無此事，所以今應照萬曆初年的《賦役全書》為正額，其餘各項加派全部蠲免，百姓就會安居樂業。”《皇清奏議》卷1，“順天巡撫宋權題為敬獻治平三策以報天恩以佐末議事”。
多爾袞當即批示：“崇禎廟號、蠲免賦稅已有旨了。征輸須循舊額，加派弊政速宜停止。……吏，戶、禮三部知道。”順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兵部右侍郎金之俊謹啟為遵旨各舉所知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在這種情況下，過了十天左右，多爾袞就正式發布“大清國攝政王令旨”，向全國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
“諭官吏軍民人等知道：予聞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養民之道，必省刑罰，薄稅斂，然後風俗醇而民生遂。……至於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複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複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遠者二十餘年，近者十餘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買糧料，名為當官平市，實則計畝加征，初議準作正糧，既而不肯銷算。有時米價騰貴，每石四、五兩不等，部議止給五分之一，高下與奪，惟賄是憑。而交納衙門，又有奸人包攬，猾胥抑勒，明是三餉以外，重增一倍催科，巧取殃民，尤為疵政。予哀爾百姓困窮，一害未除，恫寂切體。徼天之靈，為爾下民請命。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輯免。各該撫按即行所屬各道、府、州、縣、軍衛衙門，大張榜示，曉諭通知。如有官吏通同朦朧混征暗派者，查實糾參，必殺無赦。倘縱容不舉，即與同坐。各巡按禦史作速叱馭登途，親自問民疾苦。凡境內貪官汙吏，加耗受賕等事，朝聞夕奏，不得少稽。……總不容假公濟私，民肥己，有負朝廷惠養元元至意。庶幾政平訟理，家給人足，四方風動，用慰予心。特諭。”《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90頁，“攝政王諭官吏軍民人等令旨”。
令旨一下，百姓當然頗受鼓舞，對清朝好感增加，各地平定的速度自然加快。但明末積習，並非一紙君令就能消除。令旨發下後十天，都察院左副都禦史劉漢儒就對多爾袞表示憂慮，說民間困於加派，並不都是加派本身困人，而是有司借加派為名，加而又加，派而益派，因此百姓無複生之理。如今三餉並捐招買停止，但仍怕這些弊端未盡消除。多爾袞則表示：
向來有司借加派召買為名，誅求無藝，民不聊生，今征收錢糧既照正額，自當逐項清楚。……順治元年七月十九日都察院左副都禦史劉漢儒啟為王仁普被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十月，多爾袞又在福臨登極詔書中重申了上項內容：
地畝錢糧俱照前朝《會計錄》原額，自順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畝征解。凡加派遼餉。新餉，練餉，召買等―項，悉行蠲免。……《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97頁，“清世祖登極詔稿”。
關於免除明末加派，多爾袞本意是要堅決貫徹執行的。特別是順治元年平定的北方諸省、順治二年平定的江浙、順治四年平定的兩廣等地，都在平定之初對三餉等加派加以蠲免，實現他們在平定各地詔書中許下的諾言。如山東濟寧，“萬曆年間每畝起科不過三分二厘，順治元年猶相沿如故”順治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兵科給事中李用質為蠲免欲究其實，第一在嚴革包賭，仰祈敕部確察以沛皇仁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如順治四年“正月時，士民知清兵入廣，家家殺六畜，請食相辭，謂世界不可知，俟元宵後入山逃難。……及清知縣到任，征糧依萬曆四十八年則例，每民米一石，止派銀八錢，本色編米三鬥，錢糧比崇禎年稍輕”。陳舜係：《亂離見聞錄》卷中，見《明史資料叢刊》第3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