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自北來，相將向南去。問南去何處，言亦不知處。日暮荒祠，淚下如雨。饑食草根，草根春不生。單衣曝背，雨雪少晴。老旭羸，喘不及喙。壯男腹雖饑，尚堪負戴。早舂糧，夕牧馬，嫗幸哀憐，許宿茅簷下。主人自外至，長鞭驅走。東家誤留旗下人，殺戮逃亡禍及雞狗。日淒淒，風破肘。流民掩泣，主人搖手。申涵光：《聰山詩選》2，“哀流民和魏都諫”，轉引自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2，申涵光，第146、147頁。
盡管逃人法嚴，旗下人仍不堪壓迫，不斷逃亡。多爾袞在順治三年五月時發現，“隻此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他認為是地方官不加嚴察的原因，命令兵部提出新的處理辦法。於是兵部以嚴懲隱匿之人及不首告之鄰居、甲長、鄉約，甚至稽查不力的州縣官為原則，對逃人本人隻鞭一百，給還原主。窩逃之人正法，家產分給失主和首告者，鄰居等等都要受到流放、鞭責等處罰，《清世祖實錄》卷26，順治三年五月庚戌。就是逃人自己跑回原主家中，窩逃者及鄰居等等也要被流放。《清世祖實錄》卷27，順治三年七月壬子。時人有詩曰：
新法逃人律最嚴，如何逃者轉多添？
一家容隱九家坐，初次鞭笞二次黥。方文：《鑫山續集》1，“都下竹枝詞”；轉引自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1，方文，第121頁。
多爾袞對違犯逃人法的人毫不心慈手軟。山東平度州有個王大成，他的父親王木匠被擄到旗下為奴，順治三年三月攜帶“東婦”史氏逃到大成家，被發覺。多爾袞批示：“王大成著即處斬！”其母、弟給主為奴，家產沒收，其父及史氏鞭一百給主，鄰佑九家及百家長子以流放。順治四年二月十四日刑部尚書吳達海為隱匿東人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再有山東武定王大於順治四年七月逃回家中，其父王三位也遭到“著即處斬”的命運，根本不管他是七十一歲的老人以及“父子至情”。順治五年三月初七日刑部左侍郎阿拉善為隱匿東人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又有正白旗下婢張氏逃到其夫王開江處，順治五年九月十六日刑部尚書吳達海，黨祟雅為行提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李大逃到其兄李從龍處隱藏等，順治五年六月十八日刑部左侍郎阿拉善為隱匿東人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全部遭到嚴厲處罰。其父子、夫婦、兄弟之情都得不到寬容，其他人就自不待言了。僅此一法，就破壞了多少美滿家庭、天倫之樂？更不用說它使社會更加動蕩、生產更難恢複了。
逃人問題的解決，本應在提高和改善旗下人地位上下功夫，嚴刑酷法往往適得其反。到順治六年，雖然旗下奴婢“今俱逃盡，滿洲官兵紛紛控奏”，多爾袞還是被迫承認“前令未免過重”，減輕了處罰。《清世祖實錄》卷43，順治六年三月甲申。但問題並未緩和多少，就連功勳卓著的耿仲明手下人隱匿滿洲逃人，也被多爾袞將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三王痛斥一番，《清世祖實錄》卷46，順治六年九月己巳。差點兒被削去爵位。耿仲明聞訊十分恐懼，不久就自殺了。禮部請求祭祀他，也遭到多爾袞的拒絕。《清世祖實錄》卷47，順治七年正月己卯；卷48，順治七年四月壬辰。到順治親政後，逃人問題似乎更變本加厲，不僅成立了兵部督捕衙門專責其事，而且對於就此事疏諫的漢宮加以嚴懲，使逃人問題擾害社會達半個世紀以上。
攝政時期影響社會經濟恢複的原因，首先是因為戰爭，其次就是多爾袞施行的惡政。在我們看來，如果戰爭的進行還有些迫不得已的話，那以上三大惡政則是完全可能避免的。但是，我們畢竟不能要求多爾袞完全跳出時代、民族、階級的局限，隻是期望他能順應曆史發展趨勢，對舊的製度、方式加以遏止，或是做程度上的減輕，這也就頗為不易了。
然而，多爾袞沒能做到這一點。
因此，他就必然要在困境中苦苦掙紮。
第三節匆匆立法與法外有法。
一、速頒《大清律》。
清朝入關前，正處於習慣法向成文法過渡的時期，雖然太祖、太宗都強調“嚴法度”，但除了以他們本人諭旨的形式出現的法令以外，很少有什麼成文法，稍微有點係統性的如“離主條例”“逃人法”等等也都隨時變化，不很嚴格。判決的原則、尺度也都以習慣法為基礎，視皇帝的喜怒哀樂而變動，更不用說製訂一部包羅萬象、條文詳密的全麵的成文法了。這主要是因為入關前滿洲社會發展程度還不是很高，而皇太極等主要從事於增強國力和軍事進攻而無暇顧及此事，另外入關前地盤有限，被統治的各種社會集團關係不那麼複雜，也暫緩了修律的迫切性。
入關後就不同了。麵對如此廣大的國土，錯綜複雜的各種社會關係，以及已經具有數千年成文法傳統的人民，原有的一套就根本不夠用了。因此，盡快修律就成為維護新統治的一條重要手段，而深悉此情的漢官更是再三呼籲。順治元年八月初一，刑科給事中孫襄就“定刑書”“存國體”“禁刁訟”“蘇滯獄”等問題上了個長達一千三百字的條陳，認為“刑之有律，猶物之有規矩準繩，一成而不可變者也”。他說大明律令雖已家喻戶曉，但新朝之初，肯定有所變通，或者需要裁繁補略，或者需要加重減輕，所以應該根據以前的典章，參考新朝的製度，製訂成書，以保國泰民安。另外他還就“縉紳齊民同俯首於獄吏之前，亦非盛事”、“四方惡棍，把人陰私，嚇攫錢利”，以及“刑獄繁多”等事，提出在刑法上應使“衣冠之士與齊民終有別”、禁止“百姓告訐之風”，以及“慎用刑而不留獄”等建議。多爾袞見此十分重視，當即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