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至重，國憲有常，曆代帝王莫不刊定律書。著法司官會同廷臣，詳譯明律，參酌時宜，有繁簡疏密、應增損劑量的，都要集議妥當，以便裁定成書，頒行天下。庶幾劑措，仰副好生。本內存國體、禁刁訟，蘇滯獄各款，皆屬要論。以後凡文武官員犯罪，必先經吏、兵二部啟準，革去見任職銜，然後送問。在外詞訟，專責撫按道府有司聽理。在京刑部等衙門除奉旨重大事情；不許提人，有司亦不許擅發。非係真正冤枉，既結複告，四處遍告者，加等重治。婦女毋得輕拘，獄情毋得久滯，悉如議通行嚴飭。問刑官悖旨害民的，你每科道官據實參來重處。如或徇畏不舉，一體坐罪，該科記著。《明清史料》丙編第3本，第225頁，“刑科給事中孫襄啟本”。
多爾袞進京之初，就用二百五十字的批複顯示了他對刑法問題的重視。受此鼓舞，本年九月，刑部右侍郎提橋上書說，“修明律令，需人甚急”，請下令給內院，讓他們商議在各衙門中選拔官員，充當修律的總裁官、分校官等，使律書得以按期刊定，頒行天下。《清世祖實錄》卷8，順治元年九月丁亥。多爾袞再次批示道：
這本說的是。各衙門中有才識通明、熟諳律令的，著堂上官開送內院，以憑酌派具啟，該部知道。《明清史料》丙編第3本，第239頁，“都察院揭帖”。
如都察院就選送了陝西道禦史趙開心任此事。
到次年二月，修律之事似乎還沒有影子。刑科都給事中李士上疏說：“今者律例未定，止有杖，決二法……”多爾袞仍批示說：“修律官參酌滿漢條例，分別輕重差等，彙成一編進覽。”《清世祖實錄》卷14，順治二年二月己未。此後，官員紛紛上書請定刑律。如本月原任淮揚參議道楊又提出“國之初當先定律令”，應該“酌古準今，按罪定刑”。均見《皇清奏議》卷1.三月戊戌，山西道禦史廖攀龍又大聲疾呼“新律之宜速修”，認為現在很多問題處理不當，建議“修律之舉即宜派定職員，刻期報竣，早一日告成，早救一日生命”。均見《皇清奏議》卷1.兵科給事中李運長也呼籲“律例之頒，更宜亟耳”。均見《皇清奏議》卷1.五月，福建道禦史薑金允認為“我朝刑書未備”，判決中出現很多弊病，而如今修律之旨久下，刑書沒有馬上頒行，實在有損皇上恩德，因此“請敕部速行定律，以垂永久”。多爾袞批示：“著作速彙輯進覽，以便裁定頒行”。《清世祖實錄》卷16，順治二年五月戊子。隨後又有馬兆奏請速訂戶婚土田等律，孫襄請定家口入官之律。《清世祖實錄》卷16，顧抬二年五月己亥。
時間又過一年。到順治三年五月時，據說編成了一部《大清律集解附例》，還以福臨的名義寫了序言，但不知為什麼並未正式頒行。參見《大清律》前“世祖章皇帝禦製大清律原序”。究其原因，很可能是修律各官意見不一致，或是對滿人犯法的處罰不知所措，或是這幾年不斷出現新情況，刑律中較難處置，或是呈上之後多爾袞不太滿意，要推倒重來。所以，刑科給事中楊璜又上疏說，“龍飛三載，更定律令，尚未頒行，天下無所遵守。不但犯法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用法者不免乘一時之意。乞敕所司，刊定頒示，以幾刑措之風”。《清世祖實錄》卷26，順治三年六月癸巳。但並沒有什麼答複。此後數月，也絕少有人提到此事。直到順治四年三月乙醜，才正式頒行《大清律》，《清世祖實錄》卷31，順治四年三月乙醜。雖然改了名字，但禦製序言還是原來的。參見《大清律》前“世祖章皇帝禦製大清律原序”。令人疑惑的是，此事起初眾說紛紜，多爾袞也屢頒諭旨，但到後來言者日少，到《大清律》修成之時，竟毫無隆重的儀式，也無對纂修者的恩賞，完全是虎頭蛇尾的樣子！甚至，這大清朝的第一部成文法典不像禦製序文中所說，“詳繹明律，參以國製”，簡直就是把《明律》換了名字，幾乎原模原樣地照搬了過來。
新頒《大清律》除了結構形式上與明律相同之外，內容也幾乎全部雷同。有人統計說，《大清律》僅刪去《明律》中關於鈔法的三條――《漏用鈔印》、《鈔法》和《偽造寶鈔》。因為清初不實行鈔法，增加了一條――《邊遠充軍》，將《公式》門中的《信牌》移入《職製》門，《泄露軍情》移入《軍政》門，其餘無所變動。見《曆史研究》1980年第4期，翟同祖文，“清律的繼承和變化”。難怪談遷說，“《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雖剛林奏定，實出胥吏手。如內雲：依《大誥》減等。蓋明初頒《大誥》，各布政司刊行，犯者呈《大誥》一本服罪，故減一等。其後不複納，但引《大誥》，溺其旨矣。今清朝未嚐作《大誥》，輒引之，何也？”談遷：《北遊錄》，“紀聞下”，“大清律”，第378頁。可見它幾乎是全盤照搬明律。由此，我們簡直可以料想，在順治三年五月《大清律集解附例》編成之後，一定是在某些地方不合統治者的心意，但舉朝皆知此書克成，不得不隨便把《明律》拿來修改一下，改頭換麵，頂替出籠，就是這部順治四年三月的《大清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