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五年發生了朱和尚等鬥毆殺人一案。說是有個挑夫沈壽在河中洗澡，與船上的水手顧小二發生爭執，打起架來，另一水手朱和尚見二人不分勝負，則從船中躍出相助，最後把沈壽打傷致死。後經縣、府、按院、道府各官逐級審問，認為朱和尚按律應絞，顧小二判以徒刑。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這三法司，也判朱和尚為絞監候，最後呈到多爾袞這兒過目。
多爾袞覺得，兩人打架，都有責任，對方被打死，殺人者也不該償命。因此批道：“朱和尚姑責四十板，賠人一名，餘依議。”順治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刑部尚書黨祟雅為遵旨特報成招重囚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然後把刑部左侍郎阿拉善召來麵諭：“毆殺人命據律應抵，或偶相互毆、誤傷致死者，姑責四十板，賠一人。如素有仇怨因而毆殺者仍依本律，俱確招奏請定奪，著為例。”順治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刑部尚書黨崇雅為欽奉上傳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這樣，就對成文律法做了補充和修改。
此外，清初社會矛盾的複雜，也使中央王朝作出許多臨時的約法。如順治五年多爾袞因為地方起義此起彼伏，下令除見任官員和戰士之外，其他人一律不得蓄養馬匹、不許收藏銃、炮、甲胄、槍、刀、弓箭等器械，如有違犯，“是懷叛逆做賊之心”，被查出之後，本人處斬，家產妻孥入官，鄰佑十家長杖流。另外告發者有獎，習武生童隻許留馬一匹，弓一張，箭九支，還要登記入冊。《清世祖實錄》卷40，順治五年八月丁未。京城為帝王所居，治安尤關重大，因此有巡城禦史秦世禎建議禁止戲館與說書之場，以防聚眾惹事；力行十家牌，嚴訪嚴察，大街小巷增設柵欄，暮鎖朝開，嚴禁夜行，禁妓院娼店，以防窩藏壞人，嚴察旅館等開店之家，嚴查庵觀寺院等多條，由兵、禮、戶等部考慮，最後為多爾袞所同意。順治四年六月初十日兵部尚書阿哈尼堪為嚴防內奸以靖地方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諸如此類的臨時約法在清初還有許多。
至於具有滿族特色的法外立法，有代表性的自然要屬發、衣冠、投充、逃人諸法。特別是逃人法，自入關前即有，後來延續時間又很長，法嚴刑重，條款詳密，堪稱攝政時期以至整個順治朝的另一部清律。關於此事，我們前麵已專節談過，這裏就不再贅述了。
對於清初社會影響重大的問題，靠《明律》翻版的《大清律》是根本解決不了的，在很多人看來，逃人法之類恐怕比《大清律》更引人注目。因此，嚴格的法律製度等於沒有建立起來，況且各級官吏或是前朝舊吏，或是滿洲官員，或由於官場陋弊，或由於文化程度較低，就更容易引起執法過程中的弊病。據當時一刑部官員說，順、永、保、河四府解到的重囚，以順治元、二、三年者居多，共有二三百起案子，其中“遊移參錯，情罪多有未協”。其中有靳家新一案，是鄰裏公舉，揭發靳某欺侮其已故叔父之妻王氏。問官不詳細察問，判為重辟。結果複審之後，發現其叔父靳廷篆現在還活著，而且供認其妻已於崇禎年間死掉了，所謂鄰裏揭發卻在順治二年。後來刑部也是按原奏複核，沒有提被告等親審，造成如此冤枉。這個官員最後感歎道：“以此推之，天下之沉抑冤滯、幽囚獄底者，不知凡幾。”金之俊《金文通公集》卷14，“山東提學僉憲劉君何實暨安人高氏，金氏合葬墓誌銘”，第269頁。
理刑受滿漢矛盾的影響也較重。龔鼎孳曾經說，滿漢人於刑部十四司中分別任官，但大小獄情回堂時，多數隻有滿字而無漢字，滿洲官員雖對漢族官員講一下，“然倉促片言，是非立判，本末或未及深晰，底案又無從備查。”到重大案情，又多從滿字翻出漢字。審問之時，漢官未必留心，待稿案已成，罪名已定之後，漢宮想“旁讚一語”都嫌晚了。龔鼎孽《定山堂文集》卷8，“遵渝陳言疏”。這樣，在刑審中，往往由滿官專擅，就可能影響判決的公正。有正黃旗投充人李從善等四人與馬夫一人吵架，有應教官出來處理，但李從善等“見伊官小不跪，反行辱罵”，應教官將他們交給縣官傅廷選處理，傅廷選查了部牌檔案，沒有他們的姓名，問住何地，他們又不實說，就上了夾棍，以致李從善身死。刑官為保護旗下人，將傅廷選“革職，鞭一百，照例收贖，仍發回包衣牛錄，仍賠人一個”，應教官也革職。順治六年刑部尚書黨崇雅為行提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縣官的處理算是失誤，而且情有可原，但卻被重判，這裏不顧違反傳統的尊卑之別，顯然是照顧滿人的情緒。
行刑不公是清初一弊，滯獄不判更令人傷心。趙開心曾見“獄中桎梏之下，冤苦甚多”，送到獄中，置之不問，不經審訊，犯人也無從申訴。“有去故鄉百裏、千裏者，身已係獄，家罔聞知，啼饑號寒，艱苦萬狀。罪未顯著，命先顛殞”。“鞭撻之餘，皮肉焦爛；禁錮之久，家產蕩然”。《清世祖實錄》卷13，順治二年正月乙巳。因此請求多爾袞發下旨意，讓各級司法部門迅速結案。
總的來說，多爾袞攝政時期的法製是極不健全的，這除了清初社會動亂不安、統治者無法嚴格按律辦事之外，大量法外之法的存在也使律條幾成空話。另外，皇帝(攝政王)個人的意旨，明末弊習的殘存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法律的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