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漂倭事件”及其他。
中國的東鄰還有一個日本。兩國交往的曆史雖長，唐朝時還經曆了雙方關係史上最美好的時刻，但到明清之時，日本給中國留下的記憶卻並不怎樣美好。嘉靖間東南沿海的倭亂給百姓帶來巨大損失，萬曆間中朝軍民又並肩戰鬥，給日本關白豐臣秀吉的侵略軍以重創。明末清初之際，中國是大變動、大混亂的時期，日本各島卻逐漸從爭戰不休的戰國時期進入相對穩定的德川幕府統治時期。德川家族以江戶為中心，統治全國三分之一左右的土地，長崎、京都、大阪等重要城市都在其治下。多爾袞入關後，日本與清朝並未建立聯係，相反，其文書上卻“猶書崇禎年號”，稱清人為“韃靼”，南明唐王隆武權利還請求日本出援兵抗清，其他消息也從與朝鮮的交往中得到。
就在順治元年，發生了一件非常偶然、但最後又驚動了清日雙方最高首腦的事情。本年四月，日本越前地方(今福井縣)的商人竹內藤右衛門等五十八人乘船往北海道經商，在海上被暴風吹到日本海西岸今蘇聯波謝特灣南側、圖們江口北麵的海邊上。住在這裏的屬清朝統治的瓦爾喀人誤以為他們是盜挖人參的海賊，殺掉四十三人，剩下十五人被先送到盛京，又送到北京。
他們到北京之後，受到了清人的很好招待。派給他們三名搬運夫，每人每天發白米二三升，豬肉一斤，還有麵粉、蕎麵、茶、酒、兩隻鵝。另外木柴、魚、蔬菜、醬、鹽、米都是每天發給，並發給他們綢緞被褥、棉帽、貼身衣褲和鞋襪。身體稍有不適，就派醫生來診。日本人好清潔，便特為其準備水。多爾袞還親自召見他們數次，“懇切地問話”，使這些人覺得，這個“上上下下都怕”的人，對日本人倒很和藹。另外，對於瓦爾喀殺日本人的事，清政府是做了審理的，日本人也看出，“當局對他們的行徑是很氣憤的”。
這些日本人後來記述道：“我們商量，盡管招待這般好，還是要回日本。"所以他們在順治二年五月端午節這天向清政府提出回國的請求。這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政府將他們交給派往朝鮮的使者祁充格，護送回國。他們由一百人高舉儀仗送到朝鮮後，又由朝鮮經對馬到大阪。德川家光聽說後，又把這些人叫到江戶嚴加訊問，了解清朝的情況。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編：《清史研究集》第1輯，《韃靼漂流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參見文後薛虹之校注。南京等地被清朝攻下的消息，也從這些人嘴裏傳到德川家光的耳中。
相形之下，日本對清王朝的態度則並不友好。德川家光的親信家人有很多主張“宜假道朝鮮，出送援兵”支持南明的，有的聽說“朝鮮與韃靼合，莫不駭憤，將欲興兵而來”。有的對朝鮮把去日本做生意的中國遇難船隻交還中國表示不滿，因為他們懷疑反抗自己的耶穌教徒常常混雜在中國商船之中，因此對與此舉有關的朝中兩國心懷怨憤。多爾袞對那十五個日本難民百般照顧，送其回國，日本人也毫無感激之意，認為“韃靼……送此漂人，正欲誇大”，朝鮮人受而送之，正是清朝的同謀。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61―3763、3791頁。所以，在多爾袞攝政時期，多爾袞雖把彩球拋向日本，但對方卻未以誠相待，加上幕府時期實行“鎖國”，明治維新後奉行侵略政策，使直到三百年後的今天之前，雙方關係都不甚親密，甚至是相當緊張的。
除此之外，阿拉伯半島的回回國、天方國，東南亞的安南、呂宋，東邊的琉球等分別遣使入貢。多爾袞亦曾對安南、琉球、呂宋分別頒布諭旨，讓他們把明朝所給封誥印敕交回，由清廷“照舊封賜”。《清世祖實錄》卷32，順治四年六月丁醜。
(三)善待西人。
這個時候，多爾袞不僅要處理與這些老鄰居的關係問題，還要和麵貌、服裝、宗教、語言都大大相異於己的西方人打交道。他當然不知道，在他生活的這個時代，正是早期資本主義國家原始積累時期，一些西方殖民者紛紛沿新航路向東方而來，尋找發財致富的機會。與此同時，還有大量西方傳教士與他們同船而至，借宣揚宗教之機，對被統治者施加新的思想滲透。在這些人的想象中道路鋪滿黃金的中國，自然是他們“開發”的重要對象，因此在多爾袞之前，明朝的朱姓皇帝們就已嚐到了與這些人打交道的滋味。明嘉靖十四年，葡萄牙商人借口船遇風浪，要求上岸曝曬貨物，乘機入居澳門。在賄賂當地官員以後，他們擅自在澳門居住下來，將其變為西方殖民者在中國的第一塊殖民地，通過對日、中、印及東南亞國家的轉口貿易，使明末的澳門空前繁榮，因而刺激了西方人進一步“開拓”的野心。另一方麵，意大利人利瑪竇、龐迪我以及稍後的日耳曼人湯若望、鄧玉函等天主教耶穌會士也乘機進入中國傳教。他們認為在中國傳教靠武力是無法奏效的，因此主張學習中國文化，結合不同信仰，介紹先進科學技術，與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加強來往，企圖以此達到他們傳教的目的。就明後期而言，一些著名官僚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等都與他們過從甚密，南明永曆權利的皇族中也有很多人洗禮入教。而傳教士中的佼佼者利瑪竇還被特準進京朝見明神宗，在欽天監中供職，死後還特賜葬於北京，待遇可謂不薄。這一切，使得西方勢力擴大了在中國的影響，多爾袞入關後所麵臨的，也正是這樣一種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