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爾袞也沒有以極其狹隘的民族偏見看待西人。順治元年五月，他曾下令將北京北、南，中城百姓遷出，以屯將士，在南城居住的明朝曆局顧問湯若望因為藏書、資料等太多，一時難於搬遷；又以教堂之旁不能沒有神父居住為理由，五月十一日向多爾袞上疏，請求免除搬遷。多爾袞當即表示同意，並發給他滿文諭旨一道，上寫：“恩準西士湯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許闌入滋擾”。他回到家中後，把諭旨向已進駐其室的清兵宣示，後者便紛紛退去。清史委員會編；《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1卷，“湯若望”，中華書局，1984年6月第1版，第295頁。後來又有人在廟旁開設騾馬市，一些市棍“借言王府並工部名色，希圖侵占”其地，因此湯若望又上疏請求“賜給清、漢字告示，張掛廟旁，庶人知畏法，遠臣獲寧”。不久內院便發給告示，禁止“立市商民、滿洲兵丁及衙門員役”再行滋擾，違者重懲。《明清史料》丙編第3本，第251頁，“內院示稿”。湯若望見清廷對自己頗為有禮，便決定繼續為新朝服務。
本年六月，湯若望上疏多爾袞，說他在崇禎年間曾用西洋新法修改舊曆，並製造了測量日月星晷等儀器，屢次推算都很正確。聽說這些儀器都被起義軍燒毀，所以準備另製進呈。另外他準備在八月初一按西洋新法推算京師和各省看見日食的具體時間、大小、方位等數字，事先交上來，讓多爾袞派人考察是否準確。多爾袞認為“舊曆歲久差訛，西洋新法屢屢密合”，讓他提前兩天把數字交上來等候檢驗。《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六月壬午。湯若望此舉主要是為了在新統治者麵前顯示一下西法的科學性，以便站穩腳跟，多爾袞則顯示出他不拘成法、勇於改新的政治家氣度。七月，新曆修成，多爾袞賜名《時憲曆》，命於明年開始頒行天下。《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七月丁亥。當月，湯若望又以新曆的“新處”上告多爾袞，多爾袞認為新曆的節氣、太陽出入、晝夜時刻都按地區不同推算，“果為精確”，不厭其煩地給予批複。《清世祖實錄》卷6，順治元年七月甲辰。到八月初一，多爾袞令馮銓等赴觀象台用望遠鏡觀察日食，發現其初虧、食甚、複圓的時刻分秒和位置等都以西洋曆法為最準，“一一吻合。大統、回回兩法俱差時刻”。《清世祖實錄》卷7，順治元年八月丙辰。湯若望因而更得清廷信任。這年十一月，多爾袞向禮部發布命令，“欽天監印信著湯若望掌管。所屬該監官員，嗣後一切進曆、占候、選擇等項，悉聽掌印官舉行”，《清世祖實錄》卷11，順治元年十一月己酉。湯若望從此成為清朝的正式官員，欽天監監正。順治二年十一月，他獻上補訂的《新曆全書》，《清世祖實錄》卷21，順治二年十一月丁卯。得到多爾袞賞識，被加太常寺少卿銜。
至於多爾袞身後，湯若望則更受優寵：福臨稱他“老祖”，玄燁的繼統也是根據他的建議。
另有耶穌會士意大利人利類思與葡萄牙人安文思，明末時入四川傳教，為張獻忠所獲。在清軍進攻張獻忠時，他們險些被兩個清兵所殺，忽有一兵迅速趕來，大聲製止，說這二人係湯若望之友。那兩個清兵聽說，連忙收刀入鞘。原來“是時湯若望在北京治理曆法，聲名顯著，阿瑪王及各王公大臣均與若望相善，人皆器重之”。後來二人被解到率兵的豪格處，“因該親王之吩咐，皆受優等之款待”，豪格“知此二人是教士，遂另眼看待”。古洛東：《聖教入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52―53頁。豪格的態度乃至八旗士兵的態度說明了攝政時期清廷對西方傳教士的寬容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天主教勢力在中國的發展並未因王朝的更替而停滯不前。
但這並不是說，清朝在多爾袞時期一反前朝政策、采取對外開放的方針。順治四年，兩廣總督佟養甲以通商裕國為理由，請求同意葡萄牙人入廣東與粵商貿易，但戶部鑒於崇禎年間葡人入廣州後曾引起事端，認為應仍舊禁其入省，隻許粵商到澳門去貿易，多爾袞對此也表示同意。《順世祖實錄》卷33，順治四年八月丁醜。可見多爾袞對少數為自己服務的外國人十分優寵，表現得非常開明，但對有可能威脅自己安全的大規模雙邊交往則持保守態度，這對在素稱開明的玄燁也不過如此。
曆史的發展賦予了多爾袞這樣的重任：他一方麵要解決明朝以至以前各代都解決不好的民族關係問題，一方麵要對付那些“長身高鼻，貓睛鷹嘴”的西方人。盡管攝政隻有七年，但整個清王朝比較成功的民族政策和瑕瑜互見的外交方針卻是由此發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