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滿漢關係格局的奠定。
一、“首崇滿洲”。
王朝內部的矛盾衝突，在某種情況下，就是社會矛盾的一個縮影，譬如漢人官紳之間的“南北黨爭”，就帶有點兒滿漢民族對立的色彩。多爾袞支持馮銓，就是因為他們這些人無論是服製、發式，還是內心都離清廷更近。後來漢軍旗人、大學士寧完我出來彈劾陳名夏等南籍漢官領袖，罪名之一就是他企圖恢複明朝舊製，“蓄發複衣冠”，導致陳名夏絞殺、陳之遴戍死。
清兵入關後，特別是順治元年十月多爾袞雙管齊下，把矛頭指向整個漢人的不同權利。順治二年五月清兵占領南京，清廷大力推行一係列野蠻而狹隘的政策，使這樣一對矛盾更加尖銳起來，民族鬥爭的烽火燃遍神州大地。而多爾袞生活在這樣一種風雨飄搖的形勢之下，為了穩定統治，平息矛盾，更是處心積慮、夜不能寐。這樣，確立一種什麼樣的滿漢關係格局，就成為當時至關重大、又對以後具有深遠影響的事情。
從整個攝政的七年時間來看，入關後第一年民族壓迫的色彩較輕。但即使如此，確立滿族封建主至高無上的地位、一切服從滿族統治階級的利益，仍是不可動搖的金科玉律。順治元年六月，原明大同總兵薑提出，讓明棗強王朱鼎“續先帝之祀”，“委以國政”，多爾袞當即表示：“這太不合理！”雖答應這些昔日的皇親國戚依然延續過去的品級，但不許幹預一切國政軍務。《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六月壬戌。當月，多爾袞派馮銓去祭告明朝諸帝，宣稱“曆數轉移，如四時遞嬗，非獨有明為然，乃天地之定數也”，並把明太祖的神牌從原來的宗廟中遷了出去。《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六月癸未。這表明朱明王朝的曆史已經過去，一切都要重新開始，遵循新的統治秩序。特別是這年十月以後，關外滿人大批入關，無論從政治地位還是從經濟利益上說，都造成了大量差異。
從統治階級來說，順治五年以前，掌握實權的六部隻有滿尚書，漢人隻有侍郎，順治五年以後雖設漢尚書，但根本沒有取得和滿尚書同等的地位，不僅在站班行列上、奏事具名上有先後之分，而且在實際任事中，權力也遠遜於滿尚書。六部之外，還有一個完全由滿人組成的議政王大臣會議，決事權力不小，這些我們前麵都已提到過。實際上，不僅滿洲貴族具有絕對權威，就是旗下奴仆也不把漢族大官放在眼裏。這些旗下人騎著馬、坐著車，碰見官員士紳也不躲避，漢人稍微不滿，就一大群人圍住轎子亂罵、起哄。有的人還把轎簾一挑，嬉皮笑臉地問：“這是誰家的妞兒呀？”陳名夏曾提議說，應下令不論滿漢人，凡遇朝臣，都該旁行遠避，違者送刑部打板子，但由於涉及滿人的利益，沒人理睬這個建議。後來吏科給事中林起龍與旗下人爭道，竟挨了後者的鞭子！談遷：《北遊錄》，“紀聞下”，“爭道”。時人有詩歎道：
牛車無數塞天街，俱是兵兒運草柴。
科道相逢誰敢喝，欠身立馬任擠排。方文：《山續集》卷1，“都下竹枝詞”。轉引自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1，“方文”，第121頁。
前麵提到過正黃旗下投充人辱罵官員被責，反將知縣、教官等處罰，也是清初“首崇滿洲”原則的體現。時人史？曾記載說：“清朝法紀混淆，重滿輕漢，雖一放馬廝養，鞭府縣正官，無敢不忍受者。其在京師，即吏部卿貳，往往受鞭撻，恬不為怪。……雖衣冠掃地，不知羞也。”史？：《慟餘雜記》。至於在圈地、投充、逃人諸事中嚴重損害漢人官紳利益的例子則更是舉不勝舉。
對於廣大漢族百姓來說，所受壓迫和歧視更重。順治元年十一月，金之俊曾上疏請求禁止滿洲官役額外需索驛遞夫馬、廩糧、草料等。《清世祖實錄》卷11，順治元年十一月己醜。順治二年四月，多爾袞也談到滿洲人“恐嚇民人，逼脅投充”，一些滿洲莊頭“勒價強買，公行搶奪，房垣、毀倉廩，攘其衣物貲財。少不遂意，即恃強鞭撻。甚至有捏稱土賊，妄行誣告”，而有些地方官“不能稽查”，“庸懦溺職”，不敢從公處理。《清世祖實錄》卷15，順治二年四月癸亥，辛巳。後來，滿漢人之間糾紛日益增多，多爾袞連忙下令內院傳諭，“凡各部所審事情，務將滿漢條例逐一開列，移送刑部定擬具奏”。《清世祖實錄》卷14，順治二年二月丁卯。而各部開列的滿漢條例自然都以滿人利益為重，所以後來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事屢屢發生。順治三年多爾袞下令禁止上疏涉及發、圈地等五事，言者治罪，就是他不顧社會矛盾激化而極力維護滿人，特別是貴族權益的集中體現。
順治四年四月，經過一係列無效或收效甚微的調整滿漢關係、平息滿漢糾紛的行動，終於以福臨的名義發下一道上諭，其中說：“朕出百姓於水火之中，統一天下，滿漢一家，同享升平，豈有歧視之理？昨見刑部所奏，有滿洲阿爾代誣殺漢人張可材、搶其家資一案，隨令審實斬訖示眾。近來聽說滿洲有搶奪良民財物者，複有漢人投充滿洲，借勢橫行，害我良民者，殊幹法紀。以後被害漢人遇見不法之徒，須記其姓名，控告到地方官處，即行申報到部，究其情節輕重，嚴行定罪，不得絲毫偏袒。……”《清世祖實錄》卷31，順治四年四月丁酉。這說明滿人欺壓漢人的程度日益加深，雙方矛盾日益激化，引起最高統治者的高度重視。但由於“首崇滿洲"的國策既定，這類事屢禁不止，順治六年五月又下諭重申“滿洲漢人俱屬吾民，原無二視之理”，禁止滿洲將士搶奪漢人，《清世祖實錄》卷44，顧治六年五月壬申。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為了維護整個滿人的特權，多爾袞還極力保留自己民族的風俗習慣。這本來是件無可厚非的事，但為避免被較高的漢人文明同化，故意強調民族差別，在兩個民族間製造隔閡，這就具有消極的意義了。順治七年三月，多爾袞對禮部頒諭，認為以往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都是擅長騎射之功。今雖天下一統，但也不能忘掉武備。因此下令：“嗣後滿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戲，耽娛絲竹，違者即拿送法司治罪。”《清世祖實錄》卷44，順治七年三月戊寅。但對於漢人，卻不準私藏弓刀馬匹，甚至要考武進士的人也要受限製。這種不同的對待，實際上隱著滿人時刻準備打壓和防備漢人之意。當然，像發、改著滿洲裝束等等就更是如此，不僅不容許本族人民改易習俗，還要強迫其他民族按此製行事，結果事與願違，不僅沒有導致同心同德，反而在民族間造成更嚴重的對立。
二、“以漢治漢”，優待漢紳。
多爾袞懂得，盡管要保持“首崇滿洲”的原則，但要統治一個人數遠遠超過自己民族的漢人為主的國家，要“以漢治漢”才行。因此，在省一級的大員如督、撫的職位上，他大量安插漢人。但是，為了有一個過渡，使“首崇滿洲”的原則貫徹到地方，落實滿洲的統治，多爾袞大量任用了漢軍旗人，如總督這個重要職位，在攝政期間有九至十個，雖然這其間有的取消，有的合並，有的屬於新設，數量卻大致差不多。先後擔任過總督職務的，有十六個人，其中漢軍旗人占十一人，像佟養量、佟養甲、楊方興、王文奎等人，都是深受清廷信任的關外舊人。這些漢軍舊人不同於滿人，他們容易為廣大漢人所接受，又隸屬旗下，對滿族主人忠心耿耿，變心的可能性甚微，派他們去就任一省或幾省的最高行政兼軍事長官總督，是既放心，又得力，再合適不過了。
和總督不大一樣的是，比總督地位略低的省級行政長官巡撫，其中漢官員的數量要比漢軍旗人多些。攝政七年中，各地曾先後設立了近三十個巡撫職位，其中漢軍旗人占先後擔任過巡撫的六十四人中的十七人，除了一名滿人線縉做過偏沅巡撫以外，其餘四十六人全部是漢人官員。根據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中華書局，1980年統計。縱觀全部督撫人選，擔任職務的滿人也隻有此一人。由此可見，權力較大的省級官員總督以滿人信任的漢軍旗人擔任為多，在一定程度上仍體現了“首崇滿洲”的原則；權力較小的巡撫則大都由漢人擔當，貫徹了“以漢治漢”的國策。至於省級的其他官員，如布政司、按察司官等，以及省以下各級官員，則大都任用漢族原官或降官，因為清廷統治者不僅無法提供這如此之多的官僚候選人，而且即使能提供，也不可能像漢族官員那樣駕輕馭熟，順利開動統治機器，反而可能擴大矛盾衝突。所以，像順治二年七月，吏部同意了多鐸任命的江南官員三百七十二名，阿濟格委署的湖廣、江南、江西官員五十名，全部都是明朝的降官，以後這類事情亦屢見不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