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短暫而聲名顯赫的一生(1)(1 / 3)

第一節文武全才。

一、智勇雙全的大帥。

像愛新覺羅家族的許多子孫一樣,多爾袞從小就擅長騎射,時常馳騁在疆場之上。皇太極天聰二年,多爾袞十七歲,他和十五歲的多鐸一起,隨皇太極出征察哈爾多羅特部,取得敖穆倫大捷。皇太極見兩個小弟弟初次從征遠國就立此勳勞,十分高興,分別賜以美號,多爾袞號為墨爾根戴青,就是聰明的統帥之意。很可能在這次戰役中,多爾袞不僅驍勇善戰,而且足智多謀,以計獲勝,所以獲得這樣的美號。由此可見,多爾袞從小就不是一勇之夫,而是個智勇雙全的將帥之才。

此後,他多次入關攻明,在天聰五年大淩河之戰後,他和阿巴泰跟著降而複叛的祖大壽,喬裝為潰逃的明軍,結果錦州城內的明軍發兵接應,被他們殺傷不少。戰術上得當,戰略上也頗有主張。天聰七年,皇太極向諸王貝勒征詢意見,討論進攻明、察哈爾和朝鮮何者為先?多爾袞力主以征明為先,提出應整頓兵馬,乘穀熟時入關,圍北京,截斷明朝的援兵,摧毀屯堡,立足於久駐,表明了他奪取明朝天下的遠大抱負。天聰八年,他和嶽托、薩哈廉、豪格等人率軍追擊察哈爾林丹汗殘部,說降額哲,崇德元年征朝鮮時又說服李放棄抵抗,和平攻取江華島,都體現了他軍事家的謀略,所以崇德元年皇太極建國大清時,他被封為和碩睿親王,說明他的特點就是足智多謀,聰明睿智,從墨爾根戴青變成了墨勒根王。“墨爾根”或“墨勒根”均為滿文的譯音,即“聰睿”之意。

順治元年初,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幾大支互相敵對的勢力,使當時的形勢變得十分錯綜複雜。這樣一種形勢,往往是瞬息萬變的,誰能把握住時機,誰就能占有優勢。由於主要敵人是明朝,所以多爾袞曾派人去聯絡農民軍,爭取攻明的統一戰線。但局勢逐漸發生變化,主要謀士範文程也指出來:“我們雖說是與明朝爭天下,實際上卻是與流寇在角逐”。多爾袞立即發現他建議的正確性,決定改變以往的計劃,幾天之內就發動大軍南征,把這看作是“創業垂統之時”,不可失去的良機。事實證明,多爾袞的決定非常及時,如果慢了一兩步,就有可能出現別樣結果。但沒有多久,多爾袞又得知農民軍已攻克北京的消息,便放慢步伐,在邊外遊移觀察動靜,而吳三桂決定獻關投降,又使他見機而作,迅速揮軍前往山海關,趕在李自成陷關之前與吳三桂結成同盟。這一動、一靜,又一動;一快、一慢,又一快,完全根據形勢而定,體現了多爾袞既果敢大膽、又心細謹慎的軍事家胸懷。可以說,入關之役最充分地體現了多爾袞的軍事才能。

入關之後,軍事形勢更複雜了,敵人增多了,仗也越打越大了。但是攝政時期軍事上的失誤卻依然很少,多爾袞還能應付自如。他把矛頭首先指向農民軍,這在戰略上顯然是對頭的,因為力量對比對清軍無利,就需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況且這樣做還能爭取北方漢族地主階級的支持,麻痹江南官紳。於是,他入北京之後,即命吳三桂、阿濟格等馬不停蹄地追擊農民軍,又在山東、山西、河南等地對大順軍展開攻勢,取得了相當大的戰果。但是,他也犯了一個軍事家不該犯的錯誤,就是在順治元年十月之時,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實力,發兵雙管齊下,矛頭指向漢人,若不是大順軍懷慶之役偶然幫了他一個忙的話,他會為自己的疏忽大受其害。在漢人的抗清鬥爭全麵展開之後,多爾袞不僅派重要的王公將領如豪格、多鐸、阿濟格、滿達海、勒克德渾等經常率兵在全國征戰,而且以吳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坐鎮川、湘、鄂、兩廣諸地,剿滅南明權利的抗清勢力。洪承疇坐鎮南京,總管江南一切軍政大事,實行“以漢治漢”,也頗見成效。正是多爾袞恰當地使用了這些降清漢將,才使他在薑反叛時調集所有重要王公對這個心腹之患進行圍剿,無需為南方的戰爭分憂。

多爾袞之所以能在複雜的形勢下常采取正確的軍事對策,除了他個人的才能之外,還在於他能敏銳地發現臣僚們軍事建議的價值,並且總是對這些建議加以利用。如順治元年六月柳寅東建議速攻大順農民軍,八月吳惟華提出“征西四策”,多爾袞都表示同意,並在用兵時按建議的方略去做。同在八月,多爾袞看到山東萊川知府黃紀的奏疏,說四川形勢險要,如農民軍退守四川,將會危及周邊數省,關係重大。請求在京的四川舊弁陳聯芳、盧進忠、簡化龍、李芝秀四人派到征陝西的清軍那裏效力,可以先進川招撫舊部、鄉勇、土司等,一同剿滅農民軍。而四川平定,“滇、黔、楚、粵之間,不煩一旅而定矣”。多爾袞見此建議事關重大,頗有可取之處,急忙把陳聯芳等四人召到內院,親自詢問他們軍情。《清世祖實錄》卷7,順治元年八月戊辰。

多爾袞不僅在戰略總方針上親自把關,在一些具體戰術上也時時過問,凡有重大軍事行動,他對主帥常常叮嚀囑咐,授以作戰方略。順治二年初多鐸攻下西安之後,多爾袞立即指示他“趨往南京”,以及他和阿濟格的具體分兵事宜。等到多鐸攻克南京、俘獲福王,以及進一步攻取浙江之後,他又派人到多鐸那裏,布置一係列善後措施。順治二年七月洪承疇被派去經略江南,多爾袞又麵授機宜,認為“江南初經歸命,其餘各省遠邇未同,已歸者尚多驚疑,未附者或懷觀望”,要安定江南半壁,還需下大氣力。於是他親自指示對江南各省已經歸順者、未歸順者、“頑梗無知、乘機嘯聚”者,以及降兵、降官、故明廢紳的具體處理辦法,還針對江南水鄉的特點,令各督撫挑選精壯,參用滿漢,練成水軍,以備隨時調用。《世祖清實錄》卷19,順治三年七月壬子。是年十一月,多爾袞派固山額真巴顏、李國翰率兵入陝,與駐防西安的內大臣何洛會一同征剿四川。臨行前又諄諄告誡他們:“如果大軍一到,賊寇敗逃,就慎勿窮追,以致使軍隊疲勞。……至於屯駐軍營,更當考慮地勢,有事當隨時馳奏,請旨定奪。”《清世祖實錄》卷21,順治二年十一月戊辰。後來豪格征四川、博洛等征浙閩,多爾袞都有內容相似的指示。多鐸是多爾袞的愛弟,因此多鐸出征的成敗更為多爾袞關心。順治三年五月,多鐸出征蒙古蘇尼特部,臨行時,多爾袞囑咐他說:

“爾受命禦眾,凡行軍之事,必須同諸將商量好,以圖萬全。別以為自己能幹而違反大家的意見,別以為自己的將勇兵強而輕敵。隊伍營寨,?望聽靜,一切都要小心謹慎,不得怠隋。信賞必罰,相機行事,乘敵不備而破之。我軍將士有首先陷陣、破敵立功的,或有臨陣敗走,惑亂軍心、幹犯重刑的,要大家一起商量好了奏聞。各官犯有小錯,或護軍校、驍騎校以下犯罪應斬的,商量好後立即發落。千萬不要懈怠,你要謹慎嗬!”

後來多爾袞將多鐸送出安定門時,還對他說:“聽說騰機思、騰機特等已經投奔了喀爾喀部碩雷,若果真如此,你即將碩雷一並抓來。到臨陣之時,將帥應身先士卒,不得退後,以冒虛名。儻若敵人敗入杭愛山一帶,可即班師,以後再整兵征討,定要根除。”《清世祖實錄》卷26,順治三年五月丁未。像這樣的具體指示,以後還經常發出。

對戰爭中的功過,多爾袞像乃兄皇太極一樣,一向賞罰分明。如順治元年十二月,以平定青州功,賞賜和托、李率泰、額孟格、陳錦、柯永盛等四十三人黃金、彩幣、貂皮等物;又以招撫山西功,賜固山額真葉臣、祖澤潤、石廷柱、巴顏、李國翰、劉之源、佟圖賴、吳守進、金礪、庫魯克達爾漢阿賴、伊拜、覺羅巴哈納銀六百兩至三百兩不等,滿、蒙、漢八旗梅勒章京以下四百多人也被賞銀兩有差。《清世祖實錄》卷12,順治元年十二月辛巳。順治二年三月,多爾袞又先後追敘征錦州、杏山、山海等處功,對宗室以下八旗滿洲官員五十五人加以升級封爵。《清世祖實錄》卷15,順治二年三月壬寅、丁未。當然,像多鐸平定江南,後又征蘇尼特部大捷,更免不了重賞,跟隨他麾下的將士也都能同得好處。反過來,阿濟格征李自成時行動遲緩,又彙報不實,再雜以它罪,降為郡王。順治二年十二月,跟隨阿濟格剿滅農民軍的格爾泰因棄兵敗走之罪,被削一世職,罰銀三百兩;吳三桂下護軍統領巴克勇也因“隨眾私逃”被提議革職。《清世祖實錄》卷22,順治二年年十二月乙巳。在攻取南京時,譚泰因向圖賴建議緩師,被下獄,沒收家產,希思翰、索爾和與碩爾對都因庇護譚泰分別處以斬首、籍沒家產,免死折贖等刑。順治五年二月,以希爾艮在征張獻忠時與別人爭功,降職折贖,但主將同僚不加檢舉,也要處罰,如鼇拜停賞、蘇納海鞭一百折贖、覺羅巴哈納降爵贖身等。《清世祖實錄》卷36,順治五年二月庚寅。像這類賞罰是常有的事。總的來說,升賞多於降罰,這對於鼓舞士氣、增強戰鬥力有很大作用。

總之,清初,特別是入關以後的七年裏,任何一次大的軍事行動都離不開多爾袞的指揮籌劃,而他對形勢透徹的了解,對敵我雙方實力的正確認識,加上他豐富的作戰經驗、較強的駕馭將士的能力,都是清朝初年清軍作戰勝多負少的因素。所以,我們盡管對這些軍事行動、對軍事行動的指揮者所造成的破壞表示遺憾,但對多爾袞軍事家的才幹仍不得不由衷欽佩。

二、聰睿機警的英主。

(一)誌向遠大知識淵博。

曆史上任何一位傑出的軍事家,往往同時又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因為如果沒有高瞻遠矚的政治眼光,他就難以作出長遠的戰略規劃,如果沒有寬闊的政治家胸懷,他就無法與可能被自己爭取的勢力結成同盟,無法熟練地駕上馭下,使其心甘情願地為自己效死。當然,一個政治家的身上應當擁有更多的優秀品質,他應該比軍事家具有更多方麵的才能。多爾袞就不僅是個軍事家,而且也是個政治家,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比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地位更高,因為他的父兄從沒有經過他所經曆的這樣一種複雜的形勢,從沒有統治過這樣廣闊的領地,從他開始――不是從福臨開始――清朝才成為統治全中國的一個王朝,他是愛新覺羅家族中“君”臨天下的第一人。

多爾袞遠大的政治抱負是很早以前就樹立起來了的。天聰七年他積極倡議攻明,主張長駐關內,眼光是落在北京城裏紫禁城的寶座上的。平時他注意形勢的變化,注視著對手的一舉一動。後來他曾回憶說:“崇禎皇帝也是好的,隻是武官虛功冒賞,文官貪贓壞法,所以把天下失了。”他還說:“我在東邊時,每見此中朝報,下以此蒙上,上的旨意亦以此蒙下,最為可笑,後來越看不得了,所以徑不看了。”後來還曾對洪承疇說,”我在東邊,隻聞洪軍門是至清的好官。”《多爾袞攝政日記》說明他對明朝人、事十分關心,關心的目的則不言自明。天聰五年皇太極初設六部時,即以他主管六部之首的吏部事務,他在主持吏部事務期間,多少熟悉了一些行政管理方麵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