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極特別喜歡曆史，主要是為了吸取曆史經驗，以為今天之鑒。但他不僅自己熟讀經史，還經常號召諸王大臣讀書，有時召集諸王大臣彙聚一堂，聽大學士們講讀史書。雖然官書中沒有明確記載多爾袞這方麵的愛好如何，但他肯定會受到皇太極的影響，對曆史知識不會陌生。順治二年六月，由於紫禁城被農民軍焚毀，這時正在興修宮室，多爾袞就問大學士：
“殿工所用大木產於何處？”
“四川、湖廣一帶”，大學士們答道。
多爾袞又問：“大木可常有麼？”
“極大者也難得。殿柱有的要用三合、四合、六合粗的。”
他再問：“聽說皇極一殿，費至六百萬金，果然是這樣麼？”
大學士答：“不錯。另外兩廠貯存的木料還不在此數。”
多爾袞歎道：“一殿之工就花費六百萬，太奢侈了！漢文帝修露台，惜百金之費，何況六百萬？但漢文帝吝惜百金，也節儉得過分了。大凡天下事，自有適中之道，太過與不及都不對。比如堯之茅茨不剪一事，就過於儉了。帝王所居，怎麼能這樣呢？”《多爾袞攝政日記》
由此可知，多爾袞也頗知古代曆史，難得的是，他對這些史實又都有自己獨特的看法。
對前朝的曆史，多爾袞更為重視，因為它能為自己直接提供十分有用的經驗教訓。順治三年三月，他組織翻譯成滿文的《洪武寶訓》告成，便“禦製”了序文，頒行中外。而在此以前，他就任命了範文程、馮銓等人充當總裁官，編纂《明史》。
遠大的誌向，淵博的知識，加上他先天的聰明，為他發展自己的政治家才能添上了翅膀。他能在關鍵時刻顧全大局、臨危不亂，顯然與此有關。崇德八年皇太極死後的繼統之爭，是考驗多爾袞以及一切滿洲貴族的時候，但隻有多爾袞―人體現出了一個政治家的胸懷。當時兩派勢力劍拔弩張，互不相讓，如果真發生衝突，不管是哪一方得勝，都將是兩敗俱傷，將會大大削弱八旗的軍事實力，很難預料這場衝突之後，清朝是否還能入主中原，是否還有足夠的力量對付強大的農民軍和後來此起彼伏的抗清鬥爭。這時，多爾袞站出來妥協了。他忍下一口氣，提出了立先帝幼子的折中方案，自己和濟爾哈朗作攝政王，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雙方的要求，把雙方重新團結起來，為整兵入關問鼎提供了可靠的保證。這一點，清王朝的曆代統治者都應該永遠感激他才是。
(二)精明強幹勤勞任事。
作為一個政治家，多爾袞對人和事的判斷力是比較強的，他不輕信別人的說法或是輕易為他人所左右，也經常發現問題，眼裏不揉沙子。順治六年戶部尚書巴哈納參劾天津武將王三錫霸占官屯地五百畝，租銀歸己，後來調任喜峰口參將後，這些土地留給他弟弟王定鼎繼續收租，提議給予重處，多爾袞起初也表示同意。順治六年六月三日戶部尚書巴哈納為婪弁擅占官屯侵匿地租謹據實糾參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後來王三錫又上疏申辯，說是他在天津任上倡導墾荒，但響應者寥寥無幾，他弟弟王定鼎首先起來響應，自備牛種，認墾土地，使“附近土民陸續認墾至七千餘畝”，最後“給由永為民業”。派去調查的順天禦史曹葉卜也認為他們墾荒有功，“不特利民，且以裕賦”，“其任內原未侵占，亦無留霸之跡”。多爾袞見此，便改變主意，再讓有關部門“核議”，順治六年十月二十六日順天監察禦史曹葉卜為婪弁擅占官屯侵匿地租謹據糾參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最後搞清楚了，便宣布王三錫等無罪。
同年，漕船押解官陳長祚北上時少了三條船，其妻劉氏說，是船過濟寧時，遇靖南王軍隊，截走四條船中的三條，“連糧裝載兵馬南行，氏夫隨船跟討糧票銷算”，劉氏自己駕所剩之船北上交差。但一些官員都說三王南征時，“未聞沿途輕留糧船”，或說陳長祚到淮安時為何不去總漕衙門說明情況，認為劉氏口供“事有可疑”。但是，多爾袞並未因此就偏信有關官員的一麵之詞，而在奏本上批道：
“陳長祚少船情由，著確察追擬具奏。該部知道。”順治六年十月初十日直隸監察禦史裴希度為運糧儲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表明他處理問題的謹慎態度，對下層官員或百姓也不歧視。
前麵提到過鹽山知縣上疏表功，說曾有四百多名“馬步賊”出現，形勢急迫，後被他率捕役、鄉兵等擊敗，捕獲數名。但多爾袞馬上發現裏麵的問題，一針見血地指出：“著核擬。原報賊四百，今僅獲數名，輒侈言功，著察奏。該部知道。”順治四年天津巡撫張忻為申解誅獲大盜事(殘本)。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又有前麵提到過一本，說被告陰積金已經病死，“無從稽審”，後又寫陰積金在複審中出庭作證！多爾袞便批道：
“著核擬。本內陰積金初報病亡，後乃出證，中間有無情弊？原問各官著該撫按確察具奏。該部知道。”順治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山西監察禦史呂維檀為據揭特參不肖官員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這說明多爾袞十分精細，看奏章時從不敷衍馬虎；所以常從宇裏行間發現問題。這種認真負責處理政事的態度在明朝諸帝那裏十分少見，後又為清朝前期諸帝世代相傳，到雍正皇帝那兒得到集中體現。
（三）反虛飾、求實效的工作作風。
多爾袞為人比較爽直，對明代那一套虛假的官場作風很看不慣。有一次大學士宣讀山東巡撫丁文盛的奏本，中間談到有個中軍將領十分勇敢，不避火炮。他就說：
“火炮迅疾，難見難避，不是人們不想避，而是欲避不能罷了。要是見炮不避，那準是個傻瓜。”
他又提起當年清軍攻錦州時，洪承疇從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壽從城頭向南放炮，清軍存身無地，神器實在凶險。後來破了錦州，他把此事對祖大壽說起，祖大壽立刻慌了，忙說：
“果有此事？要是當時炮中王馬怎麼是好？”多爾袞笑著對大學士們說：
“當時兩仇相敵，唯恐不中，大壽言不由衷，實在可笑。”
又一日，阿濟格奏報消滅李自成事到京，朝廷準備祭告郊廟社稷，起草的祭文中有“神人共憤”一語。多爾袞又發議論說：
“明朝人博學倒是博學，隻是像這樣的話就不大合適。人心之憤可以看得出來，若天之憤，從何而來？如今是王師翦寇，便如此說；倘若兩軍相持，不分勝負，難道是說天在憤與不憤之間麼？”《多爾袞攝政日記》
不但嘲笑了明朝官紳的酸腐之氣，而且對上天也不大敬，頗有點兒無神論的味道。
與此相符，多爾袞對提升某官時某官總要再四控辭的虛假作風深惡痛絕，認為這是“有心願居官，而徒尚虛名”，因此明令禁止，說再有控辭者，即允所辭，永不錄用。順治四年六月，大理寺卿王永吉因被提升為工部右侍郎，上疏控辭，多爾袞火了，說：“王永吉為何不遵明旨？著革職，永不錄用。”《清世祖實錄》卷32，順治四年六月丙子。同年五月，他對大學士剛林、祁充格等人說：“爾等纂修《明史》，其間是非得失，務宜據事直書，不必意為增減，以致文過其實。”《清世祖實錄》卷32，順治四年五月丁卯。同樣表明了他耿直和務實的作用。
在此前提下，多爾袞曾指示全體官民，“以後一切章奏不得拘牽文義、摭拾浮詞，但將時宜事務明確敷陳。蓋語繁而支則難聽，言簡而當則易行，言之有益無益，不在繁簡，主要看幹得怎麼樣。自今以後，遇有切於時務者，隨時入告，不必等湊多條，以致遲延國家利益之事。早行一日，則受一日之福；遲行一日，則受一日之病，唯以迅速為尚耳。”《清世祖實錄》卷7，順治元年八年癸亥。後來看到禦史王顯條陳吏部的奏本，他就說：
“這是吏部自己的職權範圍，何須禦史泛為條陳？此等不切要領的本章，徒費精神批答，可出旨駁正之。”
大學士們忙打圓場，說：“作臣子的進言很難，也不能全都禁止。”
多爾袞默然。一會兒才慢慢說：“從輕駁之，令他知道警醒就夠了。若駁之太嚴，恐怕會阻塞言路。”
大學士們想了想說，“可以按王上說的意思，借個古事引申來說。”
多爾袞笑著同意了。《多爾袞攝政日記》。
(四)重視言路。
的確，多爾袞對於言路還是很重視的，一般來說，他也能虛心納諫，鼓勵批評。入關之初，他曾對眾官說：
“我見你們有過錯，就立即誡飭，但我自攝政以來，並沒有聽到你們有一言規諫，難道我所做的都那麼有道理麼？”
大家認為他所行皆善，一無可議。多爾袞則認為，即使是聖主行政，也不能都好，何況他呢？因此希望眾臣遇有不當，便抗顏陳說。《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五月甲寅。
湖南人趙開心是個直性子，他在順治元年擔任陝西道監察禦史以後，先後對明太子案、驅逐痘民、減少冤獄等事提出意見。順治二年五月，他彈劾李若琳，說他“垂涎內院一席，輒借頭為先資”，結果遭到多爾袞的嚴厲批駁，隻好沉默不語。有一天，多爾袞突然想起他來，說：
“禦史趙開心駁了他一個本，再不見上了。人臣進言，是的自是，即偶然說的不是，何妨再上？”
大學士說：“估計他是謹慎的意思。”
多爾袞說：“他在家中定做下幾個本也未可知。”
下來以後，多爾袞又賜他騾子，鼓勵他進言。過了幾天，趙開心又上一本，多爾袞就笑了說：
“賜他騾子，遂有此本。”後來又賞他衣帽等物。多爾袞說：
“不是為他反對剃頭、現又讚同而賞他，隻是因為他敢言的緣故。大致趙開心言事十件，未必都對，但可聽者居多。”《多爾袞攝政日記》
順治三年二月的一天，多爾袞把戶部尚書英俄爾岱，大學士範文程、剛林、寧完我，學士額色黑召集起來，對他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