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濟爾哈朗卻把此事看得很重，他知道如果白旗勢力再度得勢，他將落得什麼樣的下場。於是他與他的侄子、貝勒尚善一同上奏，一條條地駁斥彭長庚和許爾安的請求，認為福臨的上台乃是諸王大臣集體擁戴的結果，並非多爾袞一人之功，而阿達禮、碩托之死乃是代善揭發後多爾袞被迫之舉。此外多爾袞攻明也是大家努力的結果，況且當時燕京已是一座空城，別人也會攻無不克。他們還曆數多爾袞殺豪格、收其妃，專製帝服等罪惡，並認為許爾安將多爾袞比作周公輔成王，“尤屬乖謬”，認為周公不會象他那樣殺豪格，圖其妃，離間皇上侍衛，為多鐸和勞親造府，糜帑百萬，私役官工修避痘所，迎娶朝鮮王族女，欲遷往永平，於八旗內選美女，於喀爾喀部索取有夫之婦等等，把多爾袞罵個狗血噴頭，然後建議將彭長庚、許爾安論死，家產籍沒，妻子為奴。福臨心中不忍，特意下詔從寬處罰，二人流放到寧古塔，許爾安所襲其父許定國的世爵，準他子襲。《清史列傳》卷2，“多爾袞”。
這樣，在順治一朝，由於濟爾哈朗等多爾袞的反對者當政，為多爾袞恢複名譽，對他作出公正的評價就不可能了。康熙初年，由索尼、鏊拜、遏必隆和蘇克薩哈聯合輔政。前三人是當年深受多爾袞殺害的兩黃旗大臣，蘇克薩哈是靠檢舉多爾袞起家的白旗大臣。因此，在他們輔政的七八年裏，不僅不會為多爾袞翻案，反而會繼續打擊多爾袞的白旗勢力。鼇拜大搞土地圈換，就是借口當年多爾袞行事不公而興起的。
從此時起，整整一百年過去了。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壬戌，弘曆發布詔渝說：
“睿王多爾袞當世祖章皇帝衝齡踐阼時，攝政有年，威福自專，不能恪盡臣節，身歿之後，因其屬人首告，經諸王大臣定罪除封，成案具在。第念我朝定鼎之初，睿親王實先統眾入關，肅清京輩，檄定中原，前勞未可盡泯。今其後嗣廢絕，而塋域之在東直門外者，歲久益就榛蕪，亦堪憫惻，著交內務府派員前往相視，其牆屋傾頹者，酌加繕葺，仍為量植鬆揪，並準其近支王公等以時祭埽，用昭朕篤念成勳、瑕瑜不掩之至意。”《東華續錄》卷77.
這樣，一百二十年的鐵案開始有了鬆動，但弘曆還是認為他“威福自專，不能恪盡臣節”，隻不過不能掩沒他首定中原的功勞。
又過了九年。弘曆閑來得空，找來曆朝《實錄》翻閱，對祖宗創業之艱難、功臣輔佐的業績感觸頗深，聯係後來有些人或因事降削，或更改封號，覺得應該宣揚這些人的功勞，追複他們的爵號，進行繼絕昭屈的工作。於是這年正月，他發布詔諭，首先為睿親王多爾袞翻案。其主要內容是這樣的：
“因念睿親王多爾袞當開國時，首先統眾入關，掃蕩賊氛，肅清宮禁，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一切創製規模，皆所經畫。尋即奉迎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以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顧以攝政有年，威福不無專擅，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遂致歿後為蘇克薩哈等所構，授款於其屬人首告，誣以謀逆。經諸王定罪除封。其時，我世祖章皇帝實尚在衝齡，未嚐親政也。夫睿王果萌異誌，則方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為？且吳三桂之所迎，勝國舊臣之所舉，止知有攝政王耳，其勢更無難。顯竊名號，即我滿洲大臣心存忠篤者，自必不肯順從，然彼誠圖為不軌，無難潛鋤異己，以呈逆謀。乃不聞於彼時因利乘便，直至身後以斂服僭用明黃龍袞為覬覦見之證，有是理乎？況英親王阿濟格，其同母兄也。於追捕流賊回京時，誆報李自成身死，且不候旨班師，睿王即造員斥責其非，並免王公等往迎之禮。又因阿濟格出征時，脅令巡撫李鑒釋免逮問道員，及擅至鄂爾多斯土默特取馬，令議其罪，降為郡王。平日辦理政務秉公持正，若此，是果有叛誌、無叛誌乎？又《實錄》載，睿王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遣人傳語曰：‘今觀諸王、貝勒、大臣但知諂媚於予，未見有尊崇皇上者，予豈能容此！昔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請予即尊位，予曰：爾等若如此言，予當自刎，誓死不從。遂奉皇上纘承大統。似此危疑之時，以予為君，予尚不可，今乃不敬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後，有盡忠皇上者，予用之，愛之；其不盡忠、不敬事皇上者，雖媚予，予不爾宥也。’且雲：‘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異於諸子弟者，蓋深信諸子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每覽《實錄》至此，未嚐不為之墜淚，則王之立心行事，實能篤忠藎、感厚恩，深明君，臣大義，尤為史冊所罕覯。使王彼時如宋太宗之處心積慮，則豈肯複以死固辭而不為邪說搖惑耶？乃令王之身後，久抱不白之冤於泉壤，心甚憫焉。假令當時王之逆跡稍有左驗，削除之罪，果出於我世祖聖裁，朕亦寧敢複翻成案？乃實由宵小奸謀，構成冤獄，而王之政績載在《實錄》者，皆有大功而無叛逆之跡，又豈可不為之昭雪乎？昨於乾隆三十八年，因其塋域久荒，特敕量為繕葺，並準其近支以時祭掃，然以王之生平，盡心王室，尚不足以慰彼成勞，朕以為應加恩，複還睿親王封號，追諡日忠，補入玉牒，並令補繼襲封，照親王園寢製度修其塋墓，仍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原傳尚有未經詳敘者，並交國史館，恭照《實錄》所載，敬謹輯錄，增補宗室王公功跡，傳用昭彰，闡宗勳至意。”《清高宗實錄》卷1048，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辛未。
此外，還對多鐸、代善、濟爾哈朗、豪格、嶽托等人後代的降爵或改封表示了不滿，要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一起商議改正，並下令將這幾人牌位補置太廟配享，“以妥功宗而昭渥典”。
在此上渝中，弘曆雖仍說多爾袞擅權，但堅決否認他有謀逆的企圖。他舉出論據，認為多爾袞對其親兄弟阿濟格、多鐸的處置，極為公正，毫無私心，不可能篡位，並說他要奪權，早就可以，“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為？”並認為這完全是小人的陰謀，故意造成的冤獄，因此決心要給他平反昭雪。的確，如果謀逆之罪不能成立，多爾袞就等於無罪，私生活方麵也無法過多指責，因此弘曆也就避開這方麵，專談謀逆之不可能。這一點，與當年彭長庚上疏中的中心大意是完全―致的。
幾天後，宗人府和軍機大臣就睿親王爵號一事進行了商議，並把結果上奏。疏中說：
“睿親王多爾袞本無子嗣，從前曾將豫親王之子多爾博承繼為嗣，後因定議罪案，業令歸宗。今睿親王既複宗支，應仍令多爾博一支繼嗣，所複睿親王爵，即令多爾博之四世孫淳穎承襲罔替。至淳穎承襲之公爵，毋庸另襲，其親王應設佐領及護軍等項，並交該衙門照例議辦。其應補入玉牒之處，即查明補入，並交國史館將所著功跡於原傳添敘，其園寢交該衙門，照親王例勘估改葺，春秋致祭”。《東華續錄》卷87，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辛未、丁醜。
其他應更改之事也作出了決定。至此，多爾袞鐵案全部翻了過來，對他的評價又經曆了一個反複。
多爾袞因罪削奪一切名號之後，多爾博先被撥入多尼屬下，後令其歸宗，複封為貝勒，還沒有落得身敗名裂的地步，但地位總歸不如以前。多爾博有三子，長子鄂爾博及三子蘇爾達皆夭折。次子蘇爾發長成後襲爵，後降為鎮國公，其長子塞勒曾襲輔國公，任鑲白旗滿洲都統。其兄弟十一人或夭折、或無嗣，慢慢都絕了戶。但塞勒一支子孫繁衍，其曾孫淳穎趕上了乾隆特恩，複為睿親王，蘇爾發、塞勒、功宜布、如鬆這幾人同時被追贈睿親王(功宜布、如鬆即淳穎之祖父，生前皆輔國公，如鬆還先後擔任過宗人府宗人、領侍衛內大臣、兵部尚書等大官)。淳穎本人曾擔任過領侍衛內大臣、宗人府宗人、理藩院事務大臣等職。《愛新覺羅宗譜》但其他支係卻命運不佳、日益衰落下去。
由於多爾袞自己的緣故，他的家族經曆了由盛及衰、自衰再興的曲折過程，那麼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多爾袞是否的確想自己當皇帝、篡位奪權呢？濟爾哈朗等加在他頭上的罪名是否確鑿？乾隆皇帝的批駁翻案又是否合理？一句話，在二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對多爾袞的一生應當怎樣看待？
平心而論，多爾袞並不是沒有當皇帝的念頭，但都沒有合適的機會。他對自己自視頗高，曾經造出言論來，說太祖、太宗都非常喜歡他、重用他，對他與對其他子弟不同，認為隻有他能促成其他子弟們的“成立”。但是，在皇太極死後，幾派勢力針鋒相對，各不相讓，大有火並之勢。為顧全大局，為長遠利益，多爾袞不得不拒絕了多鐸和阿濟格的“跪請”，還忍痛砍去了擁戴者阿達禮和碩托的腦袋，采取了折中的辦法，保證了清朝入關、統一天下的順利進行。多爾袞自己戰勝了自己，這一點非常不容易，曆史上有多少人為了登上皇帝的寶座，不惜殺父害子、戕弟戮兄？更不用提為國家社稷著想了！但是並不是說多爾袞自己就沒有任何非分之想，他一再散布說“太宗之位原係奪立”(可能原話並非如此)，就是想說皇位並不非得父子相傳，而可以兄終弟及，擇賢而立，表明他在作出讓步之後，對沒能當上皇帝仍然耿耿於懷。
入關之初又是一個關鍵時刻。彭長庚看出來“於時皇上衝齡，遠在盛京，彼若肆然自帝，誰能禦之？”乾隆皇帝也說，“夫睿王果萌異誌，則方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為？”的確，當時是多爾袞奪位的大好時機，但是，問題絕非如此簡單。盡管當時清軍占據了北京左近，但還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土地不在自己手中，李自成、張獻忠、南明權利還各擁重兵，時刻準備反攻。如果這時多爾袞悍然稱帝，後果比在沈陽時還難設想。首先，濟爾哈朗肯定扶福臨據盛京自立，清朝出現了兩個權利，必有相互討伐之事發生；其次，手下諸王除阿濟格和多鐸之外不僅不會用心剿敵，反而有可能反咬一口，率軍聲討多爾袞的謀逆，第三，占領地區人心不古，時常謠言四起，如果發生內亂，勢必造成統治地區形勢的突變，多爾袞肯定無法繼續在京畿立足，第四，李自成等聽說這個消息，也一定會乘機大舉反攻。這樣，多爾袞就必然腹背受敵，不僅完成不了統一大業，而且很可能落個身敗名裂的悲慘下場。因此，像多爾袞這樣的聰明人，對當時篡位的任何企圖是想也不敢想的，彭長庚和弘曆的設問也的確欠考慮――當然，除了這樣一種例外，即多爾袞不顧任何後果，貿然登極。這樣的例子也不是沒有，後來的吳三桂就是一證。但多爾袞不是這樣的人，既然崇德八年都能顧全大局，順治元年就不能有再嗎？
順治元年十月，福臨遷都至北京，正式向全國宣告清朝統治的開始。但是，這一舉動的意義絕不僅僅限於它對今後二三百年的影響，對多爾袞個人來說，它還標誌著福臨作為全國的皇帝，自己僅僅作為攝政王這一最高統治者格局的奠定。從此，舉國上下都知道順治皇帝是一國之主，多爾袞不過是他的叔父攝政王。這樣一種現實，多爾袞是早就準備承認的。他五月初進北京，稍一安定，就開始安排福臨遷都事宜，以致八月底福臨就已從沈陽動身。假設多爾袞想自立為帝，與福臨分庭抗禮的話，他絕不會等福臨在北京坐穩了寶座、詔告天下之後再動手的，那等於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引火燒身。不僅滿洲貴族，降清漢官們也會紛紛抬出綱常名教的一套，對他的這一舉動表示反對。前朝嘉靖初年的“議禮”和萬曆前期的“立儲”就是前鑒，何況奪位這種不赦之罪！數年後福臨廢後時，就嚐到了違禮的苦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