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換傷病戰俘的事務迅速結束了。三天半就換完了。因為交戰雙方既然已經簽訂了停戰協議--協議裏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立即交換戰俘，並且已經互相提供了戰俘名單，那就誰也不願意再讓這些殘缺不全的傷病戰俘死在自己手裏--落一個蔑視人道的罵名。
停戰以後，每天鑽進板門店中立區來的新聞記者更多了。包括一些紅十字會和慈善機構的準新聞記者--他們是專為觀察交換戰俘而來的。總數有多少？我不知道，據楊副組長（就是楊清正副部長）說，記者的國籍已經接近一百了。他們每天都向全球各家通迅社和報刊發出千百條電訊，包括消息、評論、圖片、乃至當天獲釋的若幹傷病戰俘的名單。懾於全球性的輿論壓力，雙方交換傷病戰俘--這是整個交換戰俘工作的第一步，進展十分順利而迅速。沒有哪個傻瓜願意扣留傷病戰俘，也沒有哪個笨蛋願意給這些記者提供話把兒。
可是，名單上既未發現李茶花這三個字，實際中更沒見到她這個人。我細心又細心，留神再留神，也沒有找到她。
我知道戰俘名單有很大出入。除了各種原因造成的數目上的差額，有些戰俘在敵人戰俘營裏也會自己謊報個假姓名。而且，瞧瞧，頭部和臉部燒傷的（誌願軍戰俘中頭部受傷的居多，因為美軍大量使用了燒夷彈、火焰噴射器和低空爆炸的榴霰炮彈），缺胳膊斷腿的，一個個瘦得皮包骨，還有昏迷的，奄奄一息的……即使是同學也可能認不出模樣兒了。好在女俘並不多，可是她們也被剪成了短發，穿著同樣的藍白條囚衣，也就男女難分了……我每晚下班以後都追到收容傷病戰俘的臨時野戰醫院去複查一遍，還委托醫護人員再仔細查一查……結果傷病戰俘裏確實沒有李茶花。
深夜裏，我給廖渝生寫了這封信。我說，找不到也許是件好事情--茶花沒有負重傷！在敵方戰俘營裏也沒有染患重病！她也是一位軍醫呀，懂得醫學知識，條件再困苦，總還知道避免傳染病的常識吧，肯定是熬過來啦。你耐住性子再等一等，好在正式的、大批的交換戰俘工作即將開始，放心吧，我將竭盡全力為你找到心愛的姑娘--並沒受傷的李茶花！
沒料到，這封信捅了個大漏子。廖渝生知道了傷病戰俘中沒有茶花，便不顧一切地離開了他們文工團，步行一百餘裏，連夜趕到了開城。他不能進入板門店。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簡直是苦苦哀求了，才得到談判代表團一位原則性不強而同情心較強的小知識分子的幫助，往板門店給我打通了電話。幸好我有出入板門店的自由，當天就搭交通車趕回開城見他。
他哭了，哭得象個大孩子，“沒負傷……謝天謝地！沒負傷……明哥，我怎麼會希望她變成殘廢啊……她一定吃了很多很多苦！她一定很堅強，你不是說她總算熬過來了嗎？熬過來啦，兩年半啊，熬過來啦……她哪天能回來？明哥，你計算一下，我要在這兒等她，接她！”
廖渝生在我們代表團的一間房子裏哭，一邊哭一邊說，這些話自然也就被別的同誌聽見了。不過他好象並不在乎，至少現在管不了那麼多。也許他覺得不在本單位，就沒啥可顧忌的；也許在我趕回來之前，為了求人往板門店給我打電話，他已經把這些事情坦白過一遍了。好在同屋的兩位“解釋代表”也不是那種愛管閑事的人，或者說管閑事也管不了這麼寬，大家都是從不同單位抽調過來臨時幫助工作的，何必幹涉我們同學之間的私事兒哩。
哭了一陣，廖渝生逐漸冷靜之後。又覺不妥，實際上是產生了後怕，神情緊張，便拉我到外邊去單獨談話。
“要是茶花真的沒有負傷，就白白地當了俘虜，這這，可不好說呀！”
“什麼叫白白地當了俘虜？”我挺生氣。
“沒負傷，那就要反抗嗬……大家從來都是這麼說的呀，跟敵人拚命，拚一個夠本兒，拚兩賺一個！不是這樣說的嗎？”
我見他神情恍惚，過度的憂慮與興奮攪合在一起，他那原本脆弱的神經早已承受不住了，也就不忍心加以駁斥。由他說吧。
“隻能認為茶花是負傷了……要不是受了重傷，她爬也要爬回來！你還不了解茶花嗎？她那種剛烈的性子……要不然就是犧牲了！”
他來回地說了許多車軲轆話。總之，除了負重傷而被俘，就是拚命反抗而犧牲；他不相信還會有第三種、第四種可能性--那是極大的恥辱和忌諱。誌願軍戰士怎麼可以活著當俘虜哩！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然而現在已經開始交換戰俘了，如果根本沒有誌願軍戰俘，何言交換？國內國外，全世界各大電台和報紙，都披露了這件事實呀。可見還是有誌願軍戰俘。於是，說法退了一步：隻有在身負重傷，失去知覺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被俘；否則就必定是犧牲了，沒找到屍體而已。廖渝生無法突破這個統一的口徑。我應該諒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