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換戰俘的地方，就是板門店進行了二十一個月停戰談判的木板房屋。現在改動了室內的布置，象個特殊的軍事審判庭：將長條會議桌象堵矮牆般的橫放在一端，我們三位解釋代表端坐在桌子後邊，桌上攤著戰俘名冊；桌前七米遠，放置一把硬木板椅子，麵向代表席，是給戰俘坐的--隔這麼遠，據說是為了防備代表打戰俘，或者戰俘打代表；在這一段七米寬的空間地帶，靠牆坐著中立國監察委員會的官員和譯員，他們桌上也有戰俘名冊，還有錄音機；中立國警察除了把門，就是在室內遊動，把戰俘架進架出。
這個木板房屋是雙方共用的，各用半天。房屋的中腰，南北各開一扇門。南門朝向漢城方麵，由瑞士、瑞典的警察把守，誌願軍或朝鮮人民軍的戰俘由這個門個別地被架進來；北門朝向平壤方麵，由波蘭、捷克的警察把守，美英法等國和南朝鮮的戰俘由這個門個別地被架進來。
根據交戰雙方達成的停戰協定，戰俘有自願選擇去向的權利--當兩名中立國警察架著他的雙臂走進了這間房屋，往木板椅子上坐好之後，他就不再是戰俘了！而是取得了受中立國保護的“自由人”的資格；此時，本國或本方的解釋代表擁有三分鍾最後解釋與勸說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裏，隻要“自由人”親口說一聲我要回國，便立即將他釋放交還；如果他本人不說話，不表示態度，或者要求去其它國家或地區，那麼就不予交還了。當然也不再交給戰俘營。至於這個“自由人”能否獲得他想去的國家或地區的收留，則屬於另一件事--總之這個人已與戰俘營無關，也與本國無關了。
本國或本方的解釋代表，對每一個名單上列出的所謂“在冊戰俘”，隻擁有這麼一次解釋與勸說的機會。不論他回國與否，隻要當麵談過了，便從名單上一筆勾銷，不得再作追究；而且交談的時間，每一個“自由人”不得超過三分鍾。這些都是在中立國監察委員會五國官員和警察的共同監督下進行的，當場裁決權屬於印度官員。
上述協定，當然是（一九五三年的）一次很特殊的協定羅。換句話說，是在新中國剛剛建立不久，就跟武裝到牙齒的美帝侵略軍為首的十六國軍隊打了三年惡戰……的結果。這是中朝兩國人民並肩作戰、誌願軍出國作戰……在特殊情況下形成的特殊協定。地球上大大小小的戰爭不知道打過多少場，我這個年僅二十二歲的小知識分子孤陋寡聞，學識淺薄，真不知道別的交換戰俘的協定有沒有這麼特殊，這麼新奇？大概別處的戰俘決不會享有這種所謂“自由人”的權利吧！
當我了解到這些特殊協定的各項規矩，並且坐在解釋代表莊嚴的席位上，親眼看著一名又一名誌願軍戰俘從麵前走過的時候，我的心震顫了！戰俘嗬戰友，人生在世幾十年，悲歡離合，生殺榮辱，難道決定一生命運的時間隻有這短暫的三分鍾麼？人們一生中有過多少次一念之差呀？然而此時此地，誰若發生了一念之差，那就是差之毫厘、謬之千裏啊！甚至抱恨終身，父母妻子兒女不予原諒，連父老鄉親也不予寬恕吧……而我呢？身為解釋代表--代表誰？領導上交待得一清二楚：代表誌願軍領導機關，代表著戰友們，代表著戰俘的家屬和鄉親，也代表著祖國！我將怎樣勸導被俘的戰友和同胞？如何幫助他（她）打破各種各樣的思想顧慮，迅速排除那可怕的一念之差呢？說幹脆點兒，我將怎樣充分有效地使用這暫短的三分鍾喲？！
並不僅僅是一個三分鍾。半天之中有八十個三分鍾。不順利的，象潘東山那樣，足足勸說了三分鍾也不奏效；順利的，象張滿倉，隻用一分半鍾就勸回來了。實際上我們每值半天班，都要向一百多名戰俘不停嘴地進行解說工作。說詞兒還不能一般化，有經驗的白穎同誌（他是位“板門店元老”了）提醒我們必須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在這三分鍾之內，我們三位正副代表的表情要和藹可親，真誠可信；要互相配合，密切合作；要高速思考，眼耳口腦並用，緊急而準確地分析判斷走進屋來的這名戰俘的情緒和身份--他是幹部還是戰士？新兵還是老兵？翻身戰士還是解放戰士？以及年齡、籍貫、家庭狀況（已婚未婚？有無老小？）等等，從而摸準他的思想顧慮，性格和覺悟水平。與此同時，更要及時選擇最恰當、最明快、最親切的話語與之交談，力求一語中的，打動他，感染他，說服他，鼓勵他當機立斷，下定決心回國！
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如此高度緊張地工作過。不緊張怎麼行？三分鍾就是一條政治生命啊！
何況雙方的戰俘都數以萬計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