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秋我們部隊就從朝鮮凱旋歸國了。那時我已被下放到連隊當了一年文化教員。連隊的管理工作比文工團嚴格十倍（雖然軍文工團已經比南開中學嚴了十倍），所以，在這種嚴而又嚴的集體生活中，我自由散漫的習性確實得到了不斷的改造。這種改造是帶強製性的。譬如，部隊回國的列車穿過了鴨綠江大鐵橋，“踏上”了祖國的土地，停在安東（丹東）市車站的時候，我多麼想跳到月台上去，跪下來親吻一下祖國的國土啊！然而，由於連首長事先的布置，為了保持月台上正在進行的歡迎儀式，為了軍容和紀律，每個連隊隻允許四位連首長下車，代表全連參加安東市人民的歡迎儀式。我們這些排級以下的幹部、戰士，隻準蹲在悶罐車廂裏山呼“祖國萬歲！”的口號。雖然祖國對她每一個兒女都是平等而博愛的，我卻由於級別不夠，而未能與祖國母親親吻一下。以後，我們這支勝利凱旋的部隊，經過沈陽、錦州、山海關、豐台而節節南下，最後駐紮在湖南省。每個大站，每座城市，都組織了與安東市一樣熱烈動人的歡迎儀式，我們這些排級以下的指戰員也都同樣地蹲在悶罐車廂裏山呼萬歲。君不知，這悶罐車廂乃是裝貨物的六麵鐵皮，結實得很，一旦有整排的青年戰士擠在裏麵縱情地山呼萬歲，聲浪來回反複撞擊六麵鐵皮，它可就頓時變成個巨大的特製共鳴箱了！嗡嗡嗡，轟轟轟，非但什麼字眼也聽不清，我們的腦瓜漿子卻被自己製造的最強音震得生疼。每次山呼十幾分鍾，每天共震三五次，哈哈，比曠野地裏聽炮彈爆炸還震得凶些。幸虧我們都是經驗豐富的老兵油子了，有人帶頭，群起效尤--一齊用手捂著耳朵山呼口號，這才避免了人人震破耳鼓。
此事也使我迅速地增長著知識。我們大家一齊捂住耳朵喊口號，鬧了不少笑話--好幾次，首長們已經在月台上相互致詞了，我們還在不停氣兒地狂喊，而且那呼喊聲既無節奏又無音韻，一定不好聽，使首長們很難為情。
“誰叫你們沒完沒了地吼！”事後，指導員回來批評大家，我們卻感到十分委屈。
這委屈是有科學根據的。我悄悄告訴政治指導員：“主要因為您沒學過物理。也沒學過生理衛生。諾，人的腦袋是個有機的整體，腦袋上的七竅起著互相製約的作用。任何人說話、唱歌、喊口號，音量大小、節奏板眼、抑揚頓挫、音色是否優美，以及發音是否正確、是否字正腔圓？並不決定於嗓子好壞，而是要靠自己的耳朵來辨別和隨時加以校正。如果大家都捂住了耳朵，就是想唱最優美的歌兒，也一定會跑調兒，一定唱不齊，一定很難聽！”
指導員聽得似懂非懂，歪著脖子問：“真的嗎？我唱歌老愛跑調兒，別人為啥說我五音不全呢？”
“其實，這是個誤解。我敢保證，您的嗓音還是全的，別說五音，七音、九音，您也唱得出來。主要是您的聽刀不佳，不準，問題出在耳朵上！”
他似信不信地搖搖頭。
“舉個例子吧，”我隻好選擇他能理解的事情進行說明了，“譬如說，您的願望是好的，可是耳朵不好，聽信了錯誤的彙報，或者別有用心的小報告，結果就會做出錯誤的判斷、錯誤的決定。是不是？”
他顯然被我無意中刺了一下，刺到了某個痛處，臉騰地紅了。“你對我有意見，就直接提出來好啦！何必拐這麼大的彎子？”
“您別誤會。我沒這意思。”我趕緊解釋，因為政治指導員就是連隊的黨支部書記，萬萬惹不得的--反對一位黨小組長，都可以被扣上“反黨”的帽子；得罪了支部書記那還得了！“我對您一點意見也沒有！我是在講物理，講生理衛生，講科學呀--自然科學是沒有任何階級性的，是不是？唔，言歸正傳，有句俗話；十聾九啞。這種現象您一定了解吧！由於聽不見，所以這個人也就變成了啞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