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花的笑容頓失，好象從剛才幻夢般的談心之中一跤跌進了現實的塵埃裏：“你問他幹嗎？我總想忘掉他……把我們從朝鮮遣送回國以後，他好象是農場的太上皇，給戰俘們作過大報告，”茶花顯得煩躁不安了，聲調也變得難聽了：“無非是政治審查，沒完沒了，人人過關……後來，我們就把他忘啦，他大概也把我們忘啦，哈哈，彼此都忘啦，就是這麼回子事兒……文化革命開始不久，我們農場接收了一批犯人，勞改犯，聽說那裏邊有他。這種事情沒人覺得奇怪，也沒人打聽他。又過了好幾年，也許就是今年春天，楊清正又活啦，聽說他還跟在軍代表屁股後邊到各個分場去轉了一遭兒，見人就點頭哈腰，也許是已經駝背了。我知道的就這麼多！”
這可是我自討無趣了。也違背了我的初衷--決不詢問什麼。結果是破壞了這次與茶花單獨見麵的真摯氣氛。真的，提起了姓楊的，好比強迫茶花吞了個肮髒的蒼蠅！我應該記得這個教訓呀，與何倩見麵的時候，也出過此種不愉快的事兒，“吞了個蒼蠅”這話就是何倩創造的，她要求我永遠不要提起姓楊的！可我今天又犯了禁。
紅日西垂。連留我吃晚飯的興趣也提不起來了，茶花送我走出了她的家。農工們正好收工，不排隊，也不是三五成群，全是單崩個兒往自己的家裏走，各走各的，默不作聲。茶花也不避諱什麼，與我並肩在曠場上走著。對麵走過來的身穿長褲長褂的農工們，沒有一個跟茶花打招呼的，甚至看都不看我們一眼，也許是那低及額頭的草帽沿兒遮住了他們的眉眼。
茶花指指曠場邊不遠處一排排殘破低矮的幹打壘平房，以及一些廢棄的拖拉機庫和井泵房，對我說：“這就是他們的家。”
第二天，我再到選種機旁來測繪機具結構的時候，沒見到茶花。
此後再也沒見到楊清正和李衛東。我想來想去還是不能現在就找他們。
第四天，現場會就要結束了，我逃避了閉幕式上綠衣首長們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車軲轆式的講話，獨自找到茶花家裏來告別。
原來她病了。“好在我身邊就有一隻藥箱子，還有三隻貓作伴兒……明哥，我知道你還會來看我一趟，就把這‘穀物斷粒播種’的實驗報告摘要謄寫了一份，送給你，帶到北京去吧。當然，先在你家裏存著……我相信總有一天，有了機會，你就能把它公諸於世！”
今天是我伺候她。摘菜做飯；抽水澆實驗田；給她洗了一大盆衣服；喂那三隻可愛的貓。
“明哥，你養貓嗎？我必須養貓……要不然，屋裏的耗子就會把種籽吃光，外邊的麻雀也會把麥穗啄壞……還有，女人過了四十歲，心眼兒就變軟啦，怕孤獨……還有，你知道廖渝生在哪兒嗎？”
我訴說了渝生從前的情況，“十幾年沒聯係啦。他學了物理專業，現在不是工程師就是個教師。放心，我一定想辦法找到他！”
茶花聽著，不斷地流淚。
我趕緊補充一句：“我也答應過渝生，一定幫他找到你！”
茶花點點頭，露出一絲慘笑：“人都是重感情的。找到了又怎麼樣？其實，隻能安慰感情，同時更深重地刺痛感情。唉，人生當中，一個現實世界，一個感情世界，什麼時候這兩個世界才能互相承認、允許對方也存在？甚至彼此融溶在一起呢？”
“茶花，再聽我一句話：咱們畢竟還年輕！四十多歲嘛，這就是本錢。我想，自己至少還能再挺二十年，也許三十年。你想想看，有一些人大概連兩三年也拖不過去了。咱們怕個啥？”
“明哥，你放心走吧。在最困難的日子裏，我學會了切麥粒兒，其實，就是切我自己，切斷我自己與外界的一切聯係。可這並不是消極的，我還寄希望於斷粒播種，還能夠護理弱苗，讓它和壯苗同樣的開花結果嘛！再說，北大荒農場也沒啥不好，吃喝穿戴都不缺。隻缺兩個字。明哥，你還記得嗎？南開中學的國文老師講過，中國字非常多，比任何一種外國文字都多很多倍，僅僅《康熙字典》裏就有六萬多個字！其實，我這裏隻缺兩個字--信任。你不是想帶我回北京去嗎？難道北京現在就有這兩個字嗎？如果也沒有，去了又怎麼樣？如果某年某月，全中國都有了這兩個字，那麼我留在北大荒又有什麼缺憾呢？”
“茶花，我的好妹妹，在南開中學念書的時候你就絕頂聰明，我就辯論不過你；今天，我仍然沒資格跟你辯論。不過我還要爭一句：信任這兩個字並沒有完全消失，它還藏在老百姓心裏，總有一天要恢複的！”
茶花哭了，哭得非常傷心，拽住我的胳臂使勁搖晃著哭訴：“不是三五年，也不是十年八年，整整二十五年了，我從來得不到信任！再拖下去，我就真的要瘋啦！老天爺呀，你究竟有什麼偏見？對一個十六歲參軍的女孩子，如此的不公道啊！？……”
這天，我究竟是怎樣與李茶花分手的？那悲憤的心情，實在無法訴諸筆墨。朋友，原諒我吧！
§§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