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刻保持危機意識
人生在世，世事難料，說不定哪一天你就會被淘汰，也說不定哪一天你有可能從一個富翁變成一個窮光蛋。意識與無意識當中，許多事情常常難以避免，我們很難預測到不久的將來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但無論如何我們心中都要放鬆警惕。要在這個世上快快樂樂健康地成長，沒有一點危機意識是不行的。
沒有危機意識就會麵臨著“殺機”，時刻保持著危機意識就會迎來新的“生機”。
可以這樣說，一個團隊是否有危機意識，關係到它應對環境變化的行動力，也維係著它的成長與創新。要是一個團隊滿足於過去，就容易忽略競爭環境的變化，從而喪失危機的意識。而缺乏危機意識的團隊，它的變革的意願越來越小，創新的動力也就隨之減弱，當然，這個團隊也就越容易在競爭的洪流中遭受挫敗。
有這麼一則故事：
發源於埃塞俄比亞高原的尼羅河，全長6700公裏，流經布隆迪、烏幹達、蘇丹、埃及、坦桑尼亞、紮伊爾和肯尼亞等九個國家，是非洲第一大河。
尼羅河有兩條上源河流，東源出自埃塞俄比亞高原的塔納湖，稱作青尼羅河；西邊的源頭出自布隆迪群山，經非洲最大的湖——維多利亞湖向北流，被稱作白尼羅河。青、白尼羅河在蘇丹的喀土穆彙合，然後流入埃及。尼羅河穀和三角洲是世界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更是埃及文化的搖籃。
盟軍的兩支部隊在1942年的冬天分別從地中海沿岸和紅海東岸向駐紮在北非的一個德國軍營挺進，他們的任務是從那裏納粹集中營裏救出被關押的500多名北非土著和英國軍人。一支英國軍隊和一支美國軍隊參加執行這向任務。
英國軍隊在渡過尼羅河，穿過一段叢林後，沒有遇到敵軍的埋伏，甚至連野獸的襲擊也未遇到，行軍極其順利，一路上平平安安。
從紅海東岸起程的美國軍隊，則要穿過一段沙漠，渡過一條沒有橋的河流，還要衝破敵人的兩道防線，更為要命的是在他們突破第二道防線後準備安營紮寨休整小憩的時候，希特勒安置在蘇丹東部的一支部隊向他們撲了過來。而這時，他們已經疲憊到了極限。
這樣10多天過後，盟軍按計劃攻下了阿爾及利亞東部的德軍駐紮點，成功地進行了營救。誰也沒有想到，立下這一汗馬功勞的並不是英軍，而是當時已危在旦夕的美軍，當德軍追上來時，美軍早已經順利完成任務，沿著英軍的進軍路線撤退了。撤退途中，美軍遇到一個英國士兵，英國士兵告訴他們：“德軍突然衝散了我們的部隊……”
“為什麼一支強大的軍隊就這樣輕易地被衝散了呢……？”美軍斯特羅斯指揮官問。
英國士兵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沉默了。當他真正明白個中原因時，他已經成了一位老人。戰後他一直在一個山林裏過著悠閑自在的狩獵生活，和他相伴的是一條非常勇猛的獵狗。1962年，他結束了打獵生涯，買了一座莊園，養起了一群雞鴨，獵狗也就成了莊園的主人。3個月後，向來威猛的獵狗開始萎靡不振起來，頂多也就是百無聊賴地到莊園中間那個小山丘上逛一圈，然後無精打采地回到它的房子裏呼呼大睡，很快就瘦得像一具標本了。老士兵很著急，但不知怎樣才能改變現狀。很快就到了冬天，一隻覓食的蒼鷹光臨了他們的莊園，低低地在上空盤旋，獵狗突然雙目發光，躥起來衝著蒼鷹狂叫，非常地威風。狗卻在那天吃了很多東西，一改往日的萎靡不振。
老兵有所醒悟地把從山裏捕回來的一隻狼拴在莊園外的一棵樹下。從此以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了，狗隻要看到狼就顯得非常精神，而且身體一天天胖了起來。
又過了10多年以後，獵狗病死後老士兵去了日本旅遊。他偶然看見幾個孩子在玩一個叫做“生存”的遊戲：一些卡片上分別有老虎、狼、狗、羊、雞和獵人等圖案，三個孩子各執一副，暗自出牌，虎能通吃，但是兩個獵人碰一塊兒能夠打死一隻虎，一個獵人能打死一隻狼，兩隻狼碰在一起可以吃掉一個獵人。老士兵想，有道理。但是他卻發現，當每個孩子手裏的虎與狼都滅亡後，一隻狗就可以被一隻羊吃掉了。
老士兵不解地問道，羊怎麼能吃掉狗呢？於是，三個孩子認真地說：“當然，因為虎和狼沒有了，狗就處在一種安逸與放鬆的享樂狀態中，在我們的生存遊戲中，此時不僅一隻羊能吃掉它，就算是兩隻雞碰在一起都能將狗吃掉。”
俗話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沒有了對手與較量，沒有了危機與競爭，任何一種事物都會萎靡倦怠從而走向頹廢以至滅亡。隻有時時保持一種警惕和危機意識，才會始終鬥誌昂揚、精神飽滿，也才有動力去不斷學習、不斷前進，追求更高和更強的目標。從小動物的身上，我們通常能夠悟出一些生活的道理，從而看到人類的縮影。
不能耍小聰明
世上一些人沽名釣譽，到處宣揚自己，他們貪婪著。而另一群人不追求自己的名望和眾人的讚揚，因此往往是個無名英雄。一個真正聰明的人，從不貪圖捷徑、投機取巧，而有些人弄權術、耍花招，這正說明了他們貌似聰明，實際卻很愚蠢。
“陪了夫人又折兵”的典故我們誰都知道，也理解其中的含義，主要就是諷喻那些設計整人整不倒反而貼了老本的人。
周瑜和孫策的交情甚密，結為昆仲。周瑜人生得靚，資質風流，儀容秀麗，才學也無人可比。在曹操屯兵百萬虎視長江沿岸的形勢下，東吳議降者甚眾，軍心渙散，如非脫穎出了周公瑾，東吳早歸屬曹操了。卻說劉備沒了甘夫人，周瑜知道了這個消息，心生一計，要孫權的妹妹嫁與劉備，讓劉備來人贅，然後把劉備幽囚在獄中，卻使人去討荊州換劉備。等討得荊州，再對付劉備。遂派呂範為媒人，往荊州說合。不想諸葛亮聽到消息，猜定是周瑜的計謀，遂讓劉備應允。並讓趙子龍保護劉備，臨行前授與三個錦囊，內藏三條妙計。東吳那邊，孫權之母聽得消息，見了劉備一表人才，卻真心實意要把女兒許配與他。周瑜和孫權不想此事弄假成真，又不敢公開囚禁和殺害劉備。劉備勸說娘子去荊州，娘子應允，於是二人商定去江邊祭祖，乘機逃離東吳。周瑜派兵追趕，卻被娘子擋了回去。正當周瑜準備孤注一擲時，卻見諸葛亮早在岸邊等候，劉備等已登了船，往荊州而去。岸上亂箭射來，卻是去的遠了。劉備的兵望著急急追來的吳兵，大叫“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
周瑜自恃勝券在握，不想遇到了諸葛亮。這“陪了夫人又折兵”，實際上正是周瑜聰明反被聰明誤的結果。
俗語說：“偷雞不成反蝕把米”，也正是說明耍小聰明不但得不到最終結果，還要做陪本生意，落人恥笑。《紅樓夢》中的王熙鳳也算是文學作品中“聰明反被聰明誤”的典型。鳳姐在賈府算是一個巾幗英雄了，她想盡多種辦法，使用種種計謀，想使賈府振興起來，或者至少維持著大家的局麵。然而她的努力，她的鞠躬盡瘁，卻換來賈府上下的不滿，最終還落得個悲慘的結局。應了書中對她的判詞：“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聰明是一筆財富，可以說是一筆不小的財富。關鍵在於你怎麼使用：然而這種財富可以使人過得很好，也可能使人毀掉。真正聰明的人都是有智慧的，耍小聰明往往是招災引禍的根源。無論做什麼事，都不能耍小聰明。
平時裝出一副極為聰明的樣子，喜歡算計人的小人，無不以為自己聰明、妙算，但因為用心險惡，一個個都最終失敗。一個時時刻刻都顯露精明的人，不會取得別人的信任、同情和愛護、栽培，因此不會取得真正的成功，更不會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一切。
身份變化要巧妙
孔子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製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人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為人處世，既不要近墨者黑，也不能鶴立雞群，標新立異，裝作不同凡人；做事時，既不可冒犯他人、處處招人厭，也不能凡事都委曲求全，哄別人開心。所以，洪應明說：“處世不宜與俗同，亦不宜與俗異；做事不宜令人厭，亦不宜令人喜。”這的確值得大家借鑒。
古往今來，我們一直比較提倡中庸之道，這是一門高明的處世學問，但遺憾的是，真正明白其內涵的人卻屈指可數。很多悲劇的發生都是因為當事人的所作所為違背了中庸之道而引起的。為什麼呢？為什麼大家不會接受好的方法呢？對於這個問題，孔子認為：中庸之道之所以沒有被廣發采納，是因為：聰明的人往往大於中庸，而愚蠢的人，則連中庸都達不到；中庸之道之所以無法作用於世，是因為賢人往往超越中庸之道，而不肖之人則遠遠做不到。
做事時，關於人的身份、職責和角色問題，韓非子認為，一定要嚴懲那些越俎代庖、多管閑事的人。
一次，韓昭侯喝醉了酒，就伏在幾案上睡著了，專門為他管理帽子的人怕他凍著，就給他披了件衣服。韓昭侯一覺醒來，看見身上加了衣服，就很高興，於是，就問：“誰給我蓋的衣服？”旁邊人回答說：“管帽子的人。”於是，韓昭侯就下令，把管衣服和管帽子的人一同處罰。
再看一個例子：
明嘉慶年間，官員李樂清正廉潔。一次，他發現科考有舞弊現象，就立即上奏皇帝，皇帝對此，卻毫不理會。他不罷休，繼續麵奏，結果，皇上生氣了，就以故意揭短罪，讓人把李樂的嘴巴封住，宣布誰也不準揭掉。嘴巴被封，無法吃飯，李樂隻能等死。這時，有一個官員走到李樂麵前，不分青紅皂白，就破口大罵：“君前多言，活該！”一邊罵，一邊“叭叭……”地在李樂臉上猛抽，封條頓時破了。
表麵上，這個官員在幫助皇帝教訓李樂，皇帝當然不能怪罪。其實，他是李樂的學生，在關鍵時刻，他逆向思維，“曲”意逢迎，適時解救了老師。如果當時他不顧情勢，犯顏“直”諫的話，非但救不了老師，還會惹禍上身。由此可見，身份變化也要巧妙，不然就可能弄巧成拙。
當然，現實生活中，我們也要管好自己的身份，可能不是自己所要管的事情我們一般不去過問，可是有的時候不需要管的事情我們也必須得去管。例如在公交車上，要是遇上了搶匪，你還能像乘客一樣無動於衷嗎？你應該站起來，用智或者其他的方法爭取最後的成功，切不能任搶匪胡作非為。
你在家中，你是妻子或者丈夫，你在辦公室中就是員工或者上司了，自己的事情要力所能及，別人的事情不該管的最好不必去過問，對於那些你應該幫一把的，就想辦法為別人出一點力吧，因為有時你幫助別人，別人以後會更樂意地幫助你。
看好自己吧，你是什麼樣的人？注意自己的身份，為人處世要根據自己的身份具體而定，既不可去做本來不屬於自己並不值得自己做的事情也不可對自己身外的一切事情都置之不顧。
隨機應變巧中取勝
曾國藩的處世之道，其實是一種靈活辯證的處世態度和方法。因此，雖然他處世熱衷於功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恪守仁義的宗旨未改，而在做事為人的“形”上卻是一生三變。正是這“三變”包含了人們對他的褒貶。但無論如何，沒有這適時的“三變”，他就不會有更大的成功和更高的名聲。有記載說：曾國藩“一生凡三變。書字初學柳公權；中年學黃山穀，晚年學李北海，而參以劉石，故挺健之中，愈饒嫵媚”。這是說習字的三變。“其學問初為翰林詞賦，再與唐鏡海太常遊，究心儒先語錄，後又為六書之學，博覽乾嘉訓詁諸書，而不以宋人注經為然。在京官時，以程朱為依歸，至出而辦理團練軍務，又變而為申韓。曾自稱欲著《內經》，言其剛也。”這是說學問上的三變。
縱觀曾國藩一生的思想傾向，他是以儒家為本，以百家為輔。上述各家思想，幾乎在他每個時期都有體現。但是，隨著形勢、處境和地位的變化，各家學說在他思想中體現的強弱程度又有所不同，這正體現了曾國藩善於運用各家學說的“權變”之術。
曾國藩的同鄉好友歐陽兆熊曾經認為，曾國藩的思想一生有三變。早年在京城時信仰儒家，整治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時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後則轉向了老莊的道家。這個說法大致勾畫了曾國藩一生三個時期的重要思想特點。
曾國藩做京官時把文學功底打得極其紮實。他用程朱理學這塊磚敲開了做官的大門之後，並沒有把它丟在一邊，而是對它進行了深層研究。在新的環境裏，他得到了唐鑒、倭仁等理學大師的提拔，登堂入室，其理學素養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他不僅對理學論證綱常名教和封建統治秩序的一整套倫理哲學，如性、命、理、誠、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認識和理解，而且還進行了理學所重視的身心修養的係統訓練。這種身心修養在儒家是一種“內聖”功夫，通過這種克己的“內聖”功夫，終於達到治國平天下之目的。他還施行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張經世致用。唐鑒曾對他說，經濟，即經世致用包括在義理之中，曾國藩非常讚同，並大大地加以發揮。
他十分重視對現實問題的考察，重視研究解決的辦法，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曾國藩對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深入研討，是他這個時期重要的思想特點，而對於這一套方法的運用，則貫穿於他的一生。太平天國起義後，曾國藩臨危受命，組織湘軍鎮壓農民起義。在這個時期，極為鮮明地表現出他對法家嚴刑峻法思想主張的崇尚。他提出要“純用重典”，認為隻有采取火烈般的手段才能治理。而且，他還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殘忍嚴酷之名，也在所不辭。他確實也是這樣做的，他設立審案局，對所捕農民嚴刑拷打，肆意屠殺。他還規定，不完糧者，一經抓獲，就地正法。在他看來，儒家的“中庸”之道，在這個時候行不通了。
曾國藩的老莊思想，一直都有顯露。他常表示，於名利之處，須存退讓之心。自太平天國敗局已定，即將大功告成之時，這種思想愈益強烈，一種兔死狗烹的危機感時常縈繞在心頭。自古以來，權高名重之人沒有幾個能善始善終，要將權位推讓幾成，才能保持晚節，天京攻陷之後，曾國藩便立即遣散湘軍，並做功成身退的打算，以消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個時期的不同思想傾向，說明曾國藩善於在各種情況下，從諸子百家中吸取養分。容閎說，曾國藩是“舊教育中之特產之物”。無疑，在曾國藩身上，熔鑄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基因，正是如此才使曾國藩成了封建社會的“三不朽”人物和最後一個精神偶像。
由酷峻變柔順，是曾國藩處世態度的一個重要過程。這個過程發生在1858年。曾國藩初出治軍，嚴刑峻法，手段極其刻薄，從李金陽事件便可看得出其殘酷無情，且與疆帥多忤逆。然自1858年再起，則大變矣。這一變化過程有如下記載：先是文正（曾國藩）與胡文忠（胡林翼）書，言恪靖（駱秉璋）遇事掣肘，誣言辱罵，有勸效王小二過年永不說話之語。至八年奪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屬恪靖為書纂聯以見意，交往如昔，不念舊惡。此次出山後，以柔道行之，以致成功，決無沾沾自喜之色。曾戲謔曰：“他日有為吾做墓誌者，銘文吾已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故予挽聯中有“將汗馬勳名，問牛相業，都看作秕糠塵垢”數語，自謂道得此老心事出。蓋文正嚐言以禹墨為體，以莊老為用，可知其所趨向也。
曾國藩為何變得“柔順”了呢？有人認為應歸功於羅汝懷的勸勉。當曾氏丁父憂因事休家，汝懷寄以書，諄諄以尚平實勿爭權相勸。其書略雲：獨識閣下為奇士，所見四方之士無出其右者，為何？天下為平實堅術之人可以做事，軍務尤然。閣下無大僚尊貴之習，行履部伍，親操細事。庶幾大禹之櫛風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堅順利，壁壘堅固。即糞廁亦有方隔，所謂道去屎溺，此非高談渺論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見也，乃複溫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賢之雅，遵周谘之節，日冀奇士之來於前，然而戰勝城弗克，餉弗給，奇士無如何也。閣下本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無奇策，況在今日糈餉之匱。然生財之道，未嚐無良法，尤貴有美意。鄙諺曰：“官出於民，而民出於土地。”其折撥捐抽之法，若使民無怨，且使官無怨，財源無窒塞之患。使民無怨，閣下所知而以為莢談者也；使官無怨，則閣下所不知而以為口說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拔漕自我，捐資抽稅皆欲自我，而不複有人之見存焉。雖軍務者閣下之專司，而民者疆吏之職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閣下軍政必自己操，大權未嚐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則聖人之設官分職，官事無攝者非乎？曾國藩苛求壟斷之病在羅汝懷的書中一覽無條。曾國藩能虛懷而細之，其1858年以後之立身行事亦深受其影響。如果將1854年因與王錱不愜而不救其敗事，於1864年與左宗棠絕交後仍能助其成大功於西北二事相比，即可見曾國藩之待人接物，前後判若兩人。
世說曾國藩以禹墨為體，老莊為用，實則曾國藩在1858年之前以禹墨為體，申韓為用。1858年之後，始改而趨巽順。如果將曾國藩的一生處世按三個階段來劃分，亦各有其色，第一階段，為銳意進取奮發向上之時，第二階段，為擘劃經營，功德圓滿之時；第三階段，為自主自抑，持盈保泰，不在勝人處求強的平和時期。民國的何貽餛說：
就曾公之三個時期而言，則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氣象蓬勃。不論情感意誌，學問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勢。及至中年，則如白日麗天，盛極一時，無論道德學問，事業文章，均已日漸飽滿，篾以複加。洎乎晚年，好的斜陽晚照，好景無多，雖德量愈醇，令人仰慕，誌氣事功，亦少替矣。可見曾國藩的處世，不僅是一生三變，可謂是一生多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