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赴漳州之前，我去向總督怡良請訓。怡良本來任廣東巡撫，帶領軍隊來福建協同防守，剛開始住在考院裏，顏伯燾戰敗革職後，他才來到泉州接管顏伯燾的軍隊。我幾次拜見怡良，臨走時他再三叮囑我：“您到任以後，切記以守為主，一定不要主動出擊挑起戰事。您一定不能有建功立業的念頭，如果您那麼做的話，英夷一定會將在浙江的船艦撤回來攻打我們，那麼我們福建就代浙江受禍了。”——怡良當時雖然任閩浙總督，但浙江的軍務由欽差大臣揚威將軍奕經負責，不歸他管。
上任的第二天，漳州知州趙少愚將兵勇的花名冊送了過來，從冊上看，除防守本城以及海澄要塞的官兵外，真正能打仗的練勇（地方政府臨時招募的軍隊）大概有三千人，擔任預備隊的練勇有一千多人，已發給腰牌聽候傳令的民兵有六萬多人，部署還算妥當，聲勢頗壯。這些練勇都是些亡命之徒，根本不怕打仗。
漳州城東南二十多裏就是入海口，有一道天然的石梁，就像一座橋一樣；落潮時，旁邊就淤滿了泥沙，漲潮時海水就會漫過石梁，但也仍然不能行船。來往的船隻經過這裏，必須盤壩，所以英夷的兵船一定過不了這道石梁，不必擔心。需要防範的，主要還是土匪。
城南四十裏是海澄縣，三麵臨海，英夷的軍艦停靠在廈門，與海澄隔水相望。每次退潮後，英夷就來測量海水深淺。城內的居民，早已逃散一空。隻剩下駐紮的官兵。我和英總兵、趙知州分班巡夜，或在城牆上，或在關廂以外，糾察奸細和土匪，防止有漢奸勾結敵人。隻是，我和這裏的人言語不通，對地形也不了解，稽查起來也很困難。
每次查夜後回到衙門，第二天早上就一定有人報案失竊。我查東門就東門被盜，我查南門就南門被盜，幾次都是這樣。我開玩笑說：“強盜因為我新官上任，所以想試一試我的手段。”於是將城守遊擊琳潤請到衙門，命他帶領幾百名“紅旗”，前往盜賊巢穴抓捕。所謂“紅旗”，就是從強盜中投降過來的人。漳州知州一向認為這些人知道強盜的線索，所以將他們編入軍營，以便“以毒攻毒”，當然這中間弊端也不少。這天，我剛好登城巡查，琳潤躍馬來見，我叮囑他：“不抓到賊寇，不能空手回來。這一次示了弱，漳州城我就待不住了。”琳潤也深以為然。過了幾天，琳潤捆著七個賊匪送到衙門。原來，琳潤事先找到盜賊巢穴，派兵團團圍住，在外麵架上炮，對這裏的族長說：“如果不將強盜交出來，就將全村化為灰燼。”村裏人害怕了，就將賊人捆綁起來交給官兵。我將這七個人發給知府審理，雖然還沒有結案，但是夜晚的盜案卻是少了許多。
為了抵抗英夷，大小官員一共製造了大炮小炮幾十尊，安放在城牆上。我發現城外居民鋪戶鱗次櫛比，就算是發現敵情，恐怕也不好開炮。這些炮擺在城牆上，也不過是擺設而已。
又造了很多炸彈和鐵蒺藜，更是毫無用處。鐵蒺藜是用來防騎兵的，英夷駕船而來，又不騎馬；況且福建境內大多是狹窄的山石路，要埋鐵蒺藜，就得先搬走石頭——這肯定也不是辦法。炸彈的射程也不過一二裏，也不能射到敵人的軍艦上去；況且，炸彈有的炸有的不炸，有的擲出後始終不炸，有的剛點燃就爆炸了，分寸和時刻很難把握。至於噴火器，燃放不遠，也不是什麼厲害武器。孔子雲：“成事不說。”已經是這樣了，我就姑且聽之任之吧。
各處入海口，有的距城較近，有的距城較遠，隻需要選擇險要的地方設防，不必處處駐兵，白白增加開支。當英夷攻陷廈門後，文武百官驚慌失措，以為會將僅有的一條命報銷在這裏。排兵布陣虛張聲勢，但總讓人覺得沒有切中要害。比如漳浦海口，距離縣城九十裏，派駐鄉勇九十人，我覺得實在是沒有必要。區區九十人，防、堵、拒、戰，都無濟於事。英夷依仗的是船，最厲害的是炮，船有炮才有威力；登陸後，炮就成了負擔，他們怎麼會舍船上岸，行走九十裏襲擊縣城呢？況且九十裏路程中，必須經過幾個大村子，村裏都有海盜居住，英夷如果進入村子，那是自尋死路。於是，我下令將距離州城縣城較遠的海口的鄉勇全部裁撤，以節省糧餉。
龍溪縣上報的鄉勇共有一千二百名，其實一個也沒有。我命令漳州知府裁撤。趙知府接到公文，就帶領知縣到道署懇求我寬限幾天。我說：“為什麼呢？”趙知府說：“前些時，顏前總督過境，蔣縣令實際上用去了一萬多兩銀子，不借這筆鄉勇的糧餉就無法彌補。”我不由感歎：國家糧餉竟然這樣被浪費掉！後來，我因丁憂離職回鄉了，也不知鄉勇被裁撤了沒有。
海澄的駐兵，有一天飛馬來報，說英夷在海邊建了一個很高的瞭望台，卻被沿海村民給拆毀了，英夷接連放了幾大炮。他們有幾隻很大的船，早晚退潮之時在距城不遠的岸邊測量海水的深淺，動機不明。又有消息說英夷將從廈門調軍艦來攻打海澄，城中的兵勇聞訊後驚恐萬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