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應該發給傷亡官兵的撫恤金和賞銀，經過戶部批準的就有大約三十多萬兩，可是哪裏去弄這筆巨款呢？於是規定四百兩以上的分八年發放，二百兩以上的分四年發放，以鈔票和大錢搭配白銀發放。一麵通知將軍、提督和總兵等照辦，一麵上報戶部。這樣算下來，每年不過兩三千兩。
這裏有必要解釋一下什麼是大錢。你們現在還能見到的那種圓形方孔錢，每枚一文，我們那時叫製錢。太平軍興之後，軍費開支劇增，鑄錢的銅鉛原料不足，作為貴金屬的白銀通貨也奇缺。因此為籌措軍費，朝廷在發行官票寶鈔紙幣的同時，從鹹豐三年（1853）起先後鼓鑄（以一）當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千的大錢，接著又增鑄（以一）當五的大錢，並擬鑄以一當二百、當三百、當四百的大錢三種。（以一）當百以上者名“鹹豐元寶”，（以一）當五十以下者名“鹹豐重寶”。各種銅大錢發行不久，因市麵折算日賤，流通漸形壅滯。如當千的大錢，隻作七百、八百文或五百、六百文售用；當五百者作三百、四百文售用。朝廷於鹹豐四年（1854）又收回（以一）當五百的大錢，當二百、當三百、當四百的三種大錢也同時停鑄；次年，再停鑄（以一）當一百、當五十的大錢。其後京城市麵流通，隻有（以一）當十、當五兩種大錢。
大錢不通行，官府不肯收，官府自己看得不重，而希望民間寶貴，哪有這樣的道理呢？我貼出告示，凡百姓應交的地丁銀和雜賦以及各項應該入庫的，都允許用一半大錢上庫，庫中發出的款項，也用一半大錢發放，百姓都認為很方便。
鑄錢的定例是銅六鉛四。甘肅不出產五金，民間多使用陶器，很難買到銅。前任藩司從四川購運一百萬斤滇銅，委派候補知縣托克精阿承辦，從鹹豐三年到現在，一直拖拖拉拉，沒有交貨到位，也沒有請示報賬。我幾次催促，才送來幾萬斤銅，還有十幾萬斤沒有運來，說是沉在河中等待打撈。我想借用滇銅，抓緊鼓鑄，對於民生和兵餉都有好處。我於是請示戶部，請從四川瀘州府庫撥出二百萬斤滇銅，由甘肅派人負責運輸，運費由四川藩庫借銀一萬兩支付，然後再從陝西省解送甘肅的款項中扣除歸還，省得往返籌撥。戶部批準撥一百萬斤銅，我遵照辦理。於是委派候補知縣楊文保持公文赴四川承辦此事。
前任總督易棠精於刑名，對錢穀和軍事卻是一竅不通。易棠誤聽人言，說是用明礬泡鐵，可以立刻變成銅，於是入奏試辦。候補知州蔣立鼇本就是個喜歡攬事也喜歡生事的人，他在道光三十年（1850）在任河州知州時，加收火耗被告了，經琦善上奏撤職審辦。他的侄子蔣元溥在京城任侍讀，為了搭救乃叔，就捏造謠言參劾琦相，說琦相剿洗雍沙野番是濫殺無辜；再加上都察院一班無良禦史，以及薩迎阿、書紳、奎棟、武如清等的煽風點火，於是釀成巨案，終將琦相扳倒，泄了他們的私恨。現在蔣立鼇在甘肅候補，與易棠是兩楚同鄉，於是易棠便讓他承辦明礬泡鐵製銅的事情。
蔣立鼇先從司庫領去七百兩銀子和若幹串製錢，拖延四年，並沒有交來多少銅。我到任後，蔣立鼇稟見，想再次請領庫款。我對他說：“你前次的領款未清，怎能再領？你現在隻有趕快將銅交來，以便銷賬。”蔣立鼇知道欺騙不了我，也就不再找我；而藩司衙門幾次去信催銅，蔣也置之不理。我問了很多人，都認為用明礬泡鐵這事很懸虛。雖說《本草綱目》上有此一說，但是從沒有人試過；隻聽說京師鞍轡鋪中製造靴鏡，用明礬水磨擦，鐵的顏色就變得像銅一樣，但馬上就又變黑了，從沒聽說將整塊鐵變成銅的。
沒過多久，蔣立鼇病故，其子蔣德漁，是一個捐納他省的佐雜。他捏造父親的遺稟，送到藩司和總督衙門。遺稟上說，泡鐵變銅的事業沒有完成，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他請求讓他的兒子繼承泡鐵變銅的事業，完成他的遺願。我直接稟明樂斌，等候批示。樂斌的師爺彭沛霖和蔣德漁平時就是一黨，當然不會批駁。而樂斌對公務本就不太清楚，又受人請托，也就不敢拒絕，拖了幾個月，批示由藩司衙門核議。我回複說：“因為蔣故牧在段前藩司任內，領過庫款七百兩銀子和若幹串錢，照他已交銅的數量計算，僅夠扣除錢若幹，還短少錢若幹，他所領庫款七百兩，全無著落；現在該故牧之子蔣德漁，本是外省候補人員，委辦甘肅差務，於例不符，而且就算任命了，別人也不會服從他的指揮，對製銅大業沒有一點好處。查蔣德漁跟隨他的父親蔣立鼇辦理銅務四年，毫無成效，因此更不能委令複辦，所欠的庫款，應責令首府催追還款。是否有當，伏乞示遵。”樂斌一連幾月都沒有批示我的稟文，這中間的淵源，我就不知道了。
省城有官府經營的錢鋪，藩庫發放帑金五千兩銀子，搭配一萬串製錢和一萬串錢鈔，每月交官利三厘到藩庫。至於官鋪的房租薪水，藩司衙門一概不管。該官鋪原來是由候補知府李懷庚經管，原本說定一年更換，但李懷庚一再推辭，說自己已管理了四年，耽誤了派差，不想繼續幹了。總督樂斌於是讓禮縣李應詔接管，因為他經過陝西時，聽司徒照說這個人很能幹。李懷庚管理官鋪時曾借放官債，所以在交接時，我命令李應詔將從庫中領去的本錢結清銷賬，不準用外間的欠債作抵，虧欠的四千兩全部由李懷庚認賠交清。我命令官鋪不準放帳，也不準借錢給省城幕僚。沒過多久，李應詔就因陝西官鋪的事情敗露而被拿問，一時間無人接管，於是又派藩庫大使劉浚暫為代理，將外間欠賬一概收清，以便我親自盤查。後來官鋪交由委任候補知縣劉存仁和屠之升接手，我親往官鋪查對，庫本絲毫無虧，於是由劉存仁結報。
據鋪裏的夥計稟稱，和祥借了官鋪的錢七千串，恩麟借了三千串。我告訴他們：“當時是你們私自借給他們的，藩司衙門並沒有立案，現在你們因為我要來查賬，自己出錢墊上了，你們自己找和祥和恩麟討還，這個事情與官鋪無關”。並嚴令劉存仁等，無論何人，概不準挪借分文，保障公帑不受損失。劉存仁嚴格按我說的辦了，而和祥等因為再不能到官鋪拿錢，自然很不高興。
蘭州的知府、知縣及總督和“兩司”的家人幕友，一向把官鋪當成自家的錢櫃，隨意支取。自從我禁止挪借後，這些人就對我懷恨在心。和祥赴鋪取錢時，又專要製錢，不按比例搭配大錢，鋪夥不敢違例發放，和祥更是對我恨之入骨。於是和祥在樂斌麵前造謠，說官鋪賤買民間大錢，以製錢八百文買大錢一千文，到支發時又按製錢、大錢各一半搭配發放，意在從中侵吞牟利。樂斌問我有沒有這回事。我說：“這種事情，我不敢保證肯定沒有，但我已幾次申誡，嚴厲禁止，現在既然有這種傳言，那就要徹查到底。”樂斌說：“昨天我衙門有人在官鋪取錢，親眼看見的。”我說：“既然有人看見，那就不難追查，請您將此人傳來，以便訊問。”可是這事後來卻沒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