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建議，請將回族八城的辦事大臣和駐軍撤回，從回族酋長中選出八個家道殷實而能力又能服眾的人出來，分別授予他們王爵，讓他們各鎮一城；規定五年一朝，每年進貢牛羊和毛皮。各城勢均力敵，誰敢出頭造反？如有叛亂的，就派其他回王統帶本部去征討。無事時可以節省內地餉需，有事時也可節省內地兵力。各城雖然分封，但國土未曾棄置，也不失朝廷的體製和顏麵。也許有人要說：祖宗尺寸之地不可隨便給別人，當日拓土開疆多麼艱難，現在棄之如遺，何以對得起祖訓？的確是這樣。可是我所說的辦法，並沒有拋棄祖宗土地呀。曆代封建各國，總是將人民和土地悉以委之，而奉朔本朝，何嚐不是輔佐擁戴共主呢？今仿封建之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而尊奉帝室，就好像是藩國一樣，這不可以說是輕棄國土吧。現在南方的太平軍還沒有平息，經費短缺，各城軍餉拖欠得已經很多了，兵丁連肚子都還餓著，難保他們不變為盜賊；假如回民中有凶狡的人登高一呼，各城群起響應，而內地無餉可籌、無兵可撥，二萬裏外發生叛亂，那真是鞭長莫及；如果命令駐兵征討，則各城兵力本就不多，肯定不能空城前往。就算防兵共知大義，同仇敵愾，可是力量懸殊，也難以得手，到那時就騎虎難下了。如果不示以威棱，聽任亂叛回民割據一方，不但有虧國體，也使其他民族生出效仿之心。回顧自回疆開拓以來，曆次反亂沒有哪一次不是調集內地滿、綠各營兵將，欽派總統率軍剿捕的，駐軍之不能得力，就是明證。新疆南路如果撤裁安靜，再討論北路，那麼邊界就會漸次肅清。對於國計民生來說，雖不能開源，也可節流。至於烏垣、伊犁是連接中外的門戶，留下來可以作為內地屏障，不能輕議裁撤。樂督也認為我的建議很有道理，但他一般是有膽時無識有識時無膽，當然不敢上奏朝廷。我也隻不過是想想罷了。
西寧、平番、貴德和巴燕戎格等處邊界上的生番、熟番、白服僧（即伊斯蘭教徒）和蒙古族的窮人幾乎人人為盜。幾乎所有旅館都藏著盜賊；青海衙門的通丁書役，也又很多人和小偷暗中來往。所謂的良番之說是薩迎阿提出來的。野番不準到黃河北邊插帳，這曆來就是明文禁止的。近年來野番不遵約束，紛紛偷渡，黃河北岸氈幕如雲。自從琦相因剿捕雍沙而獲罪後，舒興阿和易棠相繼接任總督，因為有了琦相的前車之鑒，所以凡是被野番搶劫的案件都不準申報。鹹豐三年（1853），野番幾乎嘩變；紅水縣地方距省城隻有百裏，驛路就因此被阻塞了。鹹豐六年（1856）二月，野番劫走關外駐軍餉銀五萬兩；四月又劫殺了官府的信使，撕碎他們隨身攜帶的奏折，朝廷對此卻不敢征討。
樂斌到任總督後，聽說野番有投誠的想法，就派同知那遜阿古拉代理西寧府知府，意在招降這些野番。不久，那遜阿古拉稟稱，他親赴關外，野番頭目和他在寺廟念經立誓，彼此永不侵擾，隻是要求將黃河以北原屬蒙古的地方讓給他們放牧。據查，番族渡河的已有五十三萬多人，蒙古畏之如虎，不敢不遵。於是請樂督具奏，並保舉多人。那遜阿古拉還說邊境可以開墾，還可以借用番牛墾種。柴旦木山內出產銅，可以派生番采挖，用生番的牛馬馱運，官府賞給他們青稞口糧。總之那遜阿古拉說得天花亂墜，娓娓可聽。
我笑那遜阿古拉，年紀一大把，還是這麼急功近名，而見識卻是如此昏庸，辦事這般荒誕而無邊際，而樂督卻委以重任，實在令人憂慮。我對樂斌說：“事關邊疆事務，不可草率。這件事，成則不足見功，敗則適以賈禍，必須前後審度，一定要做到不留後患。”同仁中有見識的，也看出樂斌心中似有悔意，並有畏懼之心。後來樂斌對我說：“這件事隻好拖著。不許他們投誠，那麼野番肯定生變；如果準許他們投誠，又難保他們不再反叛。我未必還能做十年總督，隻是過一天算一天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