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一日，我到達南昌。天氣炎亢如火，中午到達滕王閣，學政單懋謙、臬司張敬修、糧道李桓、鹽道鄧慶恩和候補道台楊升、董以觳、徐文藻等到碼頭迎接。我見到了南昌府知府許本墉、南昌縣知縣屈懷珠和新建縣知縣馬修良。上岸後的第一件事是拜見巡撫毓科。道光三十年（1850）我任甘肅藩司，毓科任寧夏府知府，那時我是他的上級；沒想到十年之後，他卻成了我的頂頭上司。毓科是個好人，可惜沒什麼才能，所以被兩江總督曾國藩掐得死死的，屁也不敢放一個。周邊省份的督撫，如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資格都很老，湖南巡撫駱秉章又是他的老上司，浙江巡撫王有齡霸道跋扈，這些人毓科一個也得罪不起，所以他這個巡撫也當得很窩囊。
我二十六日接印視事，照例具折謝恩。
總督曾國藩奏請三省聯防。按說，三省本應通力合作，曾督卻說，既然兵勇取之於湖南，那麼糧餉就由江西負責；又奏調左宗棠幫辦軍務，並奏請皇上賞給四品京堂。曾國藩在江西藩司衙門設立糧台，聲明將來就由江西報銷糧餉。我初來乍到，不知虛實，擔心江西拿不出這筆錢，就冒冒失失地提出是否請朝廷下撥軍餉。曾督卻認為：老百姓手中的錢就像海綿裏的水一樣，隻要用力擠，總是有的；而向皇上奏請撥款，招惹皇上不高興，就太不值了。
我一上來沒有摸準曾督的脈，就觸了個不必要的黴頭。
江西的地丁銀數額是一百八十萬，但是每年收上來的總不到一百二十萬。江西是個水袋子，很多地方十年九水，這幾年，洪楊逆匪在這裏幾進幾出，已是十室九空滿目瘡痍。這種情形下，對地丁銀也隻好征收一部分，減免一部分。所以我在給曾督的詳文裏，建議“酌量情形，分別蠲緩”。曾督的批示是：所謂的災情，大部分都是州縣官員捏造出來的，就是為了用減免百姓錢糧為幌子，為自己撈點好處。宿遷、鬆江一帶，除了交地丁銀之外，還要按畝捐糧，別處的錢糧能收起來，這裏為什麼就不能收起來呢？古來用兵，有哪個不是從老百姓那裏籌餉？現在，我隻收地丁銀，已經夠仁慈的了。‘酌量情形，分別蠲緩’八個字可以刪掉。”對曾督的意見，我不敢苟同，我沒有這個能力，也不想做這樣斷子絕孫的缺德事。
江西的漕糧指標是七十萬石，因為漕運中斷，遵照戶部規定，每石折銀一兩三錢，全漕可折銀九十一萬兩。這幾年水災頻仍，肯定不能全部征收到位。可是曾督卻依照在湖北的舊例，規定全省按每石三兩三錢征收，還說是降低指標了的——簡直是癡人說夢。
蘇州、常州貿易通暢時，江西省一年可以收厘金一百五六十萬。自從蘇、常淪陷於賊手，厘源梗阻，現在已降到一百萬以下。這筆錢曾帥專門派作大營征兵之用，由李瀚章和糧道李桓專管，不與藩司衙門的司庫發生關係。不久，牙稅也納入其中；接著，鹽課也納入其中；再接著，鹽商捐輸也納入其中。
曾帥上奏朝廷時，本來說好，兩江的厘金派作大營軍餉，地丁銀和漕糧折銀劃歸江西省使用。可是，沒過多久，他又奏請從漕折銀中每月提出五萬兩，其中一萬兩接濟皖南軍餉，另外四萬解歸大營；接著又命令每月從地丁銀中撥出三萬兩，再用捐官款買米一千五百石，分送到鮑超、陳大富兩位總兵營中。他不知道，經過他一提、二提、三提，江西全省隻剩地丁銀和十多萬雜稅，二者合起來不到一百四十萬，銀子早上入庫，下午就用出去了，哪裏還能每月提出三萬兩？
契稅的漏洞，一在書吏，一在州縣。民間買賣田產，常常隻需送一筆小費給負責田產檔案的書吏，不用交稅，書吏就通知戶房書辦，暗中辦理過戶手續，官府根本不知道。州縣所收的契稅，通常也不上繳藩庫，隨收隨用，就像應得的陋規一樣，即使嚴詞催促，他們也總是交一部分，拖欠一部分，等到清賬的時候，前任和後任就互相推諉，往往一年征收上來的，也不過十多萬，最多也不過二十萬，而湖南帶兵過來的李元度卻說可以征收七八十萬，真是白日做夢。
李元度是湖南舉人，是曾帥的鐵哥們，被保舉升任道員，簡放皖南道。很早就聽說他滿腹經綸，筆下文采斐然。我們見了麵，聽他說話的口氣倒也確實很大，印象最深的是，他近視得特別厲害，一尺以外就看不見了。他先前在江西，就連吃敗仗。前不久，他帶著三千湘軍、數萬糧餉和無數的軍火器械前往安徽，剛一接戰就全軍潰散，導致徽州失陷。城陷時，他隻身逃走，將無數軍火器械全部送給了太平軍。當他來到南昌時，就有很多人說他不適合帶兵，可是曾帥信任他，總想找機會成就他，結果一敗塗地，難道說大清氣數已盡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