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主席已經應酬完賓客，陳毅便走上前去，問主席對德國之行有何交待。主席說，要對整個德國的狀況進行調查研究。
陳毅敏銳地感覺到，毛澤東對整個德國的重視含有戰略思想發展的新因素。早在1946年，毛澤東便提出了“中間地帶”的理論，采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把歐洲國家列在應該爭取的“中間地帶”。後來由於國際形勢的需要，我黨采取了“一邊倒”的政策，堅決站在社會主義陣營當中。現在，毛澤東對“整個德國”發生興趣，意味著在今後的外交工作中也要了解並爭取西歐國家。陳毅意識到，此番對東柏林的實地考察，其所得必將大大影響今後在德國問題上的方針、政策。
一會兒，總理也走過來了。訪問日程還有什麼未妥之處？了解情況，又從哪裏人手？……這些隻有同總理商量之後，陳毅方覺妥帖。
一架銀灰色的飛機載著中國黨政代表團向西飛去，10月5日晚，東柏林以它燦若星河的燈火，迎接了陳毅一幹人的到來。
第二天，旋風式的訪問活動開始了。皮克總統的宴會、慶祝集會、參觀、瞻仰烈士墓地……陳毅第一次體驗到出國訪問的繁忙。但他不願放棄任何一次機會，每到一處，他都精神專注，認真體察。德國優秀的文化傳統、風光名勝、曆史古跡，無一不令這位將軍詩人浮想聯翩，文思湧動，但他始終沒忘這次訪問的主旨，那就是了解整個德國的情況，分析德國未來的發展趨向。
陳毅對民主德國的情況已有很多了解，但缺乏有關聯邦德國的資料。在駐德大使姬鵬飛的協助下，他從聯邦德國戰後的經濟狀況人手，作了多方麵的考察。工作恢複程度、科學技術水平、產品競爭能力，與西歐各國、美國的經濟聯係及矛盾，一直到諸如移民、戰俘、外國駐軍、知識階層的情況，他都一一摘記、分析。有時是到使館聽彙報，有時是在訪問中向同誌請教，有時他也邀請教授、藝術家、工人代表來談話。他摒棄了任何先入為主的觀點，抱著虛心學習的態度，進行了縝密細緻科學的考察。
10月28日，陳毅訪問德國歸來。當天下午4點，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夜間11點，風塵仆仆的陳毅顧不上休息，便急急趕往周恩來處，向他彙報訪問民主德國的情況。見聞的確是豐富的，陳毅侃侃而談，還涉及很多個人的感受。他特別談到戰後德國恢複經濟的經驗，以為這很值得新中國重視和借鑒。周恩來起初不動聲色地聽著，後來頻頻點頭、問詢，最後他笑著拍拍陳毅的肩膀，不乏幽默地說：“老弟，看來首戰東柏林，你便旗開得勝囉。”
總理的肯定無疑是對陳毅的最好鼓勵。第二天他便動手起草、修改完成了兩份出國考察報告《關於德國問題的材料》、《出國見聞》。在報告中，他對東西德狀況和未來發展趨勢作了精辟深入的分析，中央給予了高度評價。
就這樣，憑著多學習多請示的精神，憑著踏實嚴謹的工作態度，憑著初登外交舞台的一股豪氣，陳毅在外交陣地上邁出了他堅實有力的第一步。
6.元帥之銜 部長之職
真正使陳毅將軍置身於國際政治舞台，領略了外交鬥爭的複雜性和藝術性的，是1955年4月，他隨周總理去萬隆出席亞非會議。
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是由南亞五國總理發起、在中國積極推動和支持下召開的。參加會議的29個亞非國家，代表著十四億四千萬人民，隻要團結在一起，這力量就有推動曆史進步和扭轉世界局勢的作用。這是一次過去未曾有過的、亞非有色人種國家共同召集的、沒有西方大國參加操縱的國際會議。試想十幾億過去的奴隸今天聚在一起說長道短，這怎能不讓那些慣當主子的人坐立不安？他們會坐視不管嗎？決不會。所以，萬隆會議指引亞非人民走向團結、爭取民族解放的這條道路，也注定會荊棘叢生，坎坷迭起。
還是那句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光明促使周恩來、陳毅兩位老戰士義無反顧地登上飛機，飛往萬隆。出席萬隆會議的代表是在4月7日這天出發的，周恩來任團長，陳毅是首席代表，周恩來的最重要副手。
但在陳毅自己看來，他完全是“當一個練習生，跟去學習的”。
不能不提一句，在3月份籌備出國期間，周恩來因突發急性闌尾炎，需要在北京醫院動手術治療。3月15日晨，鄧小平通知陳毅：如四月中旬總理不能出席亞非會議，擬由陳毅率團出席。陳毅深感“替人最難”，為此極其認真地作了一番準備，這為他後來在萬隆會議上當好周恩來的助手打下了基礎。
在萬隆會議上，陳毅以副團長身份，密切配合周總理，排除困難，求同存異，為新中國走向國際舞台立下了汗馬功勞。
萬隆載譽歸來之後，1955年9月，陳毅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那身鑲有金線花邊的海藍色嗶嘰禮服，更使他顯得威武挺拔，英姿勃發。他意識到自己將以這樣的形象和風度登上風雲變幻的國際舞台，他開始為接手外長工作進行了一係列準備。開會、批文件、接見來賓、出國訪問，他不分晝夜地忙碌著，竟沒有留心他的身體健康狀況已亮起了紅燈。而這一拖，就是一年多。
1956年11月1日，就在出訪印度的前兩天，陳毅出席印度駐華大使館的一次招待會，中途他突然臉色煞白，暈倒於席。趕來搶救的醫生確診，這是由於疲勞過度引起的腦貧血所致，需要慢慢靜養。這樣，隨總理去印度訪問，隻能由賀龍副總理代勞了。
知情人都明白，陳毅元帥這次是不折不扣的“積勞成疾”。3月份，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陳毅率中央代表團前去慶賀。當時空中航線尚未開通，代表團成員們便一路乘坐汽車，顛簸於高原戈壁。陳毅時年已是55歲的人了，又患有高血壓，惡劣的高原氣候常使他頭脹欲裂，昏然思睡。但他知道，此行任務重大，不僅關係民族團結，還關係到西南鄰國對中國的看法和態度，他挺住了，堅持走完了最艱險的道路。
西藏之行後，剛回北京，他便投入“八大”的醞釀準備工作。
7月，他又南下到上海參加市黨員代表大會，因為他還兼任上海市委書記和市長。
9月，“八大”召開，他忙得更是不亦樂乎，簡直沒有片刻閑暇。
10月伊始，他又陪同來訪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從北京飛到沈陽，從杭州飛到廣州，既要布置接待，又要研究工作。他不得不承認：“外交酬酢，確乎疲勞。”
送走蘇加諾，回到北京後他本以為能稍事休整，哪知又趕上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超負荷的運轉終於使壯健的陳毅病倒了。這次突如其來的襲擊，使他接任外交部長之事延遲了一年多。但隻要身體略顯好轉，他便又參加起外事工作來。放下工作安心養病，這對陳毅來說，似乎有點勉為其難。
1957年4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來訪時，陳毅出席了歡迎宴會。席間，周總理向客人介紹：“伏羅希洛夫同誌，這是陳毅同誌，最近從華東調進中央，今後準備由他主持外交工作。”
陳毅聽了趕忙接口說：“不，我是來輔助總理工作的。我將在周總理領導之下工作。”
“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誌。”主席用他爽亮的湖南口音緊加了一句，落地有聲。
想必伏羅希洛夫能感覺到，這番話並非場麵客套或外交辭令，中國的兩位最有威信的領導對陳毅的讚賞和信任是發乎於心的。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報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根據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的決定，任命：
陳毅兼外交部長，……
免去：周恩來兼任外交部長職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
至此，陳毅正式接手新中國外交工作。
元帥之銜，部長之職，陳毅集兩者於一身。“元帥外交家”一陳毅，所有知道他名字，所有景仰他業績的人都這樣親切且欽佩地稱呼他。
“中國任命新外長”，在國內是頭版頭條，在國外也是各方矚目的焦點。東京對中國未來的外交政策作了預測：“換一個外交部長，隻不過是陳毅擔當周恩來的沉重負擔而已，——這是他們兩人合夥按照既定的方針執行外交政策。”
這一評論很準確地把握了周總理與陳毅外長的關係。是的，牽引新中國走向世界的正確的外交政策是既定的不會改變的。在周恩來任上，它得到了靈活的運用，現在到了陳毅手裏，它將得到更有效的貫徹與實施。
新中國，一切都將是新的，新的外交政策，新的外交隊伍，新的外交使命，也必然會迎來新的外交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