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舌戰赫魯曉夫
從50年代末期起，在對馬列主義、國際共運的某些理論原則問題上，中蘇兩黨就出現了認識上的分歧；就是在對待一些國際重大事件和重大問題上，兩黨也持有不同意見。這本屬正常現象，也是外交中常出現的正常問題。但是，蘇聯領導人在渡過“波匈事件”難關後，便擺出“老大哥”的架式，大國沙文主義的傾向暴露。他把兩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間的關係上，並明目張膽地要求中國在軍事上、外交上跟著他們的指揮棒轉，並強調這是“服從蘇聯全球戰略的需要”。
中國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而且這獨立是通過8年抗日、4年反蔣才得來的，來之不易。中國豈肯再受製於他國？
這樣，一方施加高壓，一方針鋒相對，中蘇分歧的擴大化不可避免。
1959年9月30日上午，一架蘇式噴氣客機徐徐降落於北京機場。艙門開處，一位矮胖、麵帶笑容的貴賓快步走下扶梯，他就是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尼·謝·赫魯曉夫。他是剛剛結束對美國的訪問，前來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慶典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以滿場的鮮花、飄揚的旗幟和熱情的笑容迎接了他。盡管當時雙方關係已蒙上些陰影，但中共的一舉一動都證明著我方尋求團結、反對分裂的誠意與願望。
當晚，赫魯曉夫出席我國領導人舉行的盛大國慶宴會。宴會上賓朋滿座，有越南的胡誌明主席，捷克的諾沃提尼總理，朝鮮的金日成主席……到處是歡聲笑語，洋溢著一派喜氣。然而，赫魯曉夫的一席話卻使整個宴會的氣氛陡然變了——他在講話中別有用心地提出“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製度的穩固性”，居然不分場合地教訓起熱情相待他的主人。
赫魯曉夫對美國一直是心存顧忌的。就在我們炮轟金門、馬祖之後，他在莫斯科終日心神不寧，便派人來華“摸底”，生怕中國把他們也卷到美國的原子戰爭中去。中國當時明確表示：在萬一發生戰爭的情況下，中國人民準備自己承擔民族犧牲，不需要蘇聯參戰。赫魯曉夫這才安下心來，在他來華之前，他剛剛在美國這個最繁榮富庶的國家裏受到了盛情的款待，以至於身在北京時他還沉醉於訪美的餘波裏。為此，他竟迫不及待地在國慶宴會上對中國影射攻擊。
赫魯曉夫指手畫腳的“老子黨”作風，不能不令在座的中國領導人反感和警覺。“月暈而風啊”，陳毅外長很自然地預感到，兩黨即將舉行的會談，不再會“在極為親切友好的氣氛中進行”了。
果然，在10月2日中蘇雙方的會談中，交鋒和舌戰開始了。赫魯曉夫赤膊上陣，指責中國1958年炮轟金門、馬祖是“冒險”、“好戰”，攻擊中國“對亞洲和平不負責任”，甚至居然暗示中國可以考慮暫時讓台灣獨立。當時中方出席會談的有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人。陳毅雖不是主談手，但聞聽赫氏出此非禮之語，他的火爆性子實在耐不住了，他以外交部長的身份給予赫氏尖銳、有力的反駁。
昔日赫氏曾在聯大的講壇上用一位代表的皮鞋敲桌子，此事在全世界都傳為笑談。這一次他還不至於如此，但也有些急不擇言了：“好吧，我知道你是個元帥，我是個中將，軍事上我得聽你元帥的，但現在在黨內我是第一書記，你隻是政治局委員，你應當聽我的。”
這番無禮、甚至有些潑賴的話，的確讓陳毅有點意外，他怎麼也沒想到這位“第一書記同誌”竟會越過兄弟黨的界限以職壓人。這種“強權邏輯”誰能接受？何況是陳毅？當時，陳毅毫不客氣地回敬了他“什麼第一書記？你講的不對我們就不聽你的。這是兩個黨在談問題嘛！”
自然，兩個黨談問題沒有談攏。赫魯曉夫欲在中國訓導一番，不料最後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歸。當他經海參崴回國時，忍不住咒罵說，中國“象好鬥的公雞一樣熱衷於戰爭，這是不明智的”。對於陳毅的鋒言利語，赫魯曉夫更是難以釋懷，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毛沒有正麵出來談我所懷疑的事。……這一次，中國方麵決定放出陳毅來攻擊我。談判一下就激昂和緊張起來。”看來，陳毅在這本“最後的遺言”中的形象的確給人鋒芒畢露，得理不讓的感覺，也難怪赫魯曉夫要對他耿耿於懷了，以至於要來一段“遺罵”方才解氣。那麼，對於這位粗率強橫，飛揚跋扈的蘇共第一書記，陳毅是如何評價的呢？“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陳毅說，“赫魯曉夫這個人是容易對付的。”
2.友待蘇聯朋友
早在太平天國時期，有誌於改革中國的優秀人物，就在迷茫中摸索，在黑暗中奮鬥。經曆了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後，中國才找到革命的理論武器和指導方針——馬列主義，“這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才送到中國來的。”自然，“走俄國人的道路”，便成了革命者共同抱定的信念。年輕的陳毅曾斷言：“蘇俄的今日，便是中國的明天！”
然而，血的教訓證明，照搬馬列主義的現成結論，謹遵共產國際的指示是行不通的。王明的教條主義帶來是血流成河的慘禍。那時，紅軍被迫北上長征，陳毅因身負重傷奉命留在深山野嶺堅持敵後遊擊戰爭。“這三年遊擊戰爭，是我在革命鬥爭中經曆的最艱苦最困難的階段”，風餐露宿，晝伏夜行，“我們就像野獸一樣生活”。幸而，當時毛澤東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使中國革命於絕處逢生機，至此其勝利之路才得以開通。1958年，毛澤東不無感慨地說：“這個革命是我們自己搞成功的。我們自己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民族有他的曆史，他的特點。照搬，我們也搬過的，也犯過教條主義的錯誤。”所以，在新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我們不能再重蹈覆轍，照搬蘇聯模式了。中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中國隻能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斯大林在政時，是鼓勵中國這一做法的。他甚至對自己過去不適當地幹涉過中國革命，當麵向中國同誌表示了歉意。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兩億人民，是中國人可靠的兄弟和朋友，他們互相學習，取長補短。
1950年的上海逸園飯店。陳毅代表上海市政府，設宴招待米哈依洛夫為首的蘇聯青年代表團。席間，中方一位擁有幾千人的紡織工廠的資本家，端起酒杯向代表團負責人敬酒，哪知這位“老大哥”同誌驚慌失措起來——原來，十月革命後，蘇聯對資本家采取了沒收財產和驅逐的方法，資本家從此在蘇聯被“消滅”了。所以，這位代表活了近五十歲了，還沒有親眼見過一位真正的資本家。他不禁問道：“陳毅同誌，一個活生生的資本家來向我敬酒，這怎麼辦？”
陳毅聞言朗聲大笑，他向蘇方代表們談起了中國革命的特點，談到了毛澤東的與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的思想，談到上海資本家經過教育改造，怎樣在經濟恢複中發揮作用。客人聽後茅塞頓開，交相讚許。
當晚回去，米哈依洛夫就對中國的翻譯說：“我今天遇見了一個非凡的人物。過去隻知道有這麼個陳毅，沒見過，我以為他一定是個很高傲的人，哪裏想到他是如此平易近人的一個老布爾什維克。”“你們要記住，看看中國黨的領袖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的品質是何等高貴。”在他的眼中，中國黨的領導人謙和而又自信，實事求是而又富於創造。
陳毅對蘇聯朋友以誠相待，但他不是一個盲目的蘇聯崇拜者。他在珍視蘇聯友誼的同時，也看到了某些大國主義的陰暗麵。1954年他出訪民主德國後又訪問了波蘭。看到兩國規模宏偉的鋼鐵廠，讚佩之餘，他又不無擔心地說，“鐵砂來自蘇聯，是很不合算的事”，“學習蘇聯建設重工業的經驗，難道非得如此生吞活剝、不切實際嗎？”在當時，處處以蘇聯經驗為金科玉律，提出這樣的疑問是需要膽識的。
3.中蘇分歧在哪裏？
赫魯曉夫上台後，大國主義傾向便端倪初現，但我國年輕的外交人員在政治上還較單純。陳毅問及他們所在國與蘇關係怎樣時，他們均答：很好，沒什麼問題。
真的沒什麼問題嗎？有的國家中，蘇聯軍隊卻駐紮了幾十萬，一到假日商店裏的東西都被軍隊買光，這正常嗎？有的國家明明有自己的軍事幹部，為什麼國防部長要蘇聯人擔任？還有，蘇聯駐某國大使的夫人，憑什麼為一件小事訓斥所駐國外交部的司長？幾個問題一問，這些外交人員便不得不想了。陳毅風趣地說：“同誌哥，你們住在那個地方，不要一天到晚光聽人家‘幹杯’呀，‘烏拉’呀，要動腦筋想點問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