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隻要動點腦筋想問題，就可看出蘇聯的觸角伸得太寬太長了。不過這時中蘇還是維持著表麵上的團結。真正的分歧，是從蘇共二十大開始的。在這次大會上，赫魯曉夫做了著名的反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令人震驚。中共表示不敢苟同，指出斯大林“功大於過”，“要具體分析，要全麵評估。”
對於中共的異見，赫魯曉夫相當惱怒，他試圖向中國伸出控製之手。1958年4月，蘇建議中蘇共建一長波電台，這無疑將起控製我情報和機密通信的作用，當然為我所拒。7月，蘇聯大使又提出由中蘇建立一支海軍聯合艦隊，這無疑是要取得對中國海軍的控製權，我方再次嚴詞拒絕。赫魯曉夫此時仍不罷手，反而變本加厲，進一步公開擴大中蘇分歧。1959年，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塔斯社公開發表聲明，站在印度一方對其進行偏袒辯護。赫魯曉夫訪美前，蘇聯政府片麵撕毀中蘇雙方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合作協定。接著，中國國慶十周年時，赫魯曉夫與陳毅在會談中公開辯論，這樣一來，中蘇分歧鮮明地擴大化，中蘇關係也一步步被推向破裂的邊緣。
一位中央負責同誌曾用極其簡潔的話概括說：“中蘇分歧的實質，就是他要控製我們這個國家，我們不讓。”
4.中國不是蘇聯的衛星國
1963年，由蘇共中央發表一封攻擊中共的《公開信》起始，中蘇間的論戰拉開序幕。莫斯科拋出了長篇累贖的文章，北京則針對“修正主義”發表了聲討檄文。麵臨蘇共的高壓和猛烈攻勢，中共並沒有退卻，相反他采取了“堅持原則，後發製人；堅持鬥爭，留有餘地；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方針，與蘇聯針鋒相對。
中國共產黨在當時作出這樣的抉擇，是需要極大勇氣的。陳毅後來也坦言：“老實講，我們可以跟著赫魯曉夫走。如果這樣，他馬上會稱你為親愛的同誌，會授你勳章，給你援助。但我們做另一種考慮：不服從，不聽從他‘老子黨’的指揮，堅持原則，以平等的地位起來同他討論問題。我們考慮過後果：停止援助、動員輿論罵我們冒險主義、教條主義，甚至斷絕外交關係！但為了保衛馬列主義原則和世界人民利益，保衛中國不受別國控製和支配，中國決心不貪圖他的‘好處’，把這場鬥爭堅持下去！”
其實，我們很難想象中國為贏得這種獨立和尊嚴所承受的巨大壓力。1959年，中國正麵臨著極為嚴峻而困難的局麵：美國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所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都追隨美國；後來又出了個中印邊境衝突。中國國內，既有嚴重的自然災害，又有由於“左”的錯誤而造成的巨大的經濟困難。1960年，就在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向中共發難遭到反擊後，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片麵決定全部撤走1390名專家，撕毀343項合同，廢除257個科技合作項目。對於正處於經濟困頓時期的中國來說，這不啻於雪上加霜。
陳毅對此向外國朋友表示了自己極端憤慨的心情：“不經過協商，事先沒有通知，就把一千多專家在八月一個月內撤走，根本沒有討論和商量的餘地。工廠機器還在運轉，中國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還沒有學會，就把一切圖紙和資料拿走了，而這是在中國自然災害最嚴重的時候，十三個省區農業歉收，專家一撤走，工業部分癱瘓，使我們受了極大損失。這算什麼馬列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這樣。”
更可惡的是，蘇聯領導人不僅在經濟上卡我們脖子，在政治上還陰謀搞顛覆。1960年11月，陳毅訪問阿富汗回來，途經新疆伊犁時，在那兒遇上了一件事。
當時伊犁是有蘇聯領事館的。在機場，陳毅同蘇聯駐伊犁的領事進行了半個多小時的談話，禮節性的會見結束之後，便到中共伊犁黨委。不料陳毅還沒坐下，那位領事又緊跟著來了，像要進來參加開會的樣子。陳毅一看，引起了警覺，他不客氣地說：“我們在機場不是已經告別了嗎？是誰請你到我們黨委機關來的？你來做什麼？”接二連三一問，那位領事臉紅了，無言以對，隻好道歉，轉身走開，經陳毅再一打聽，區黨委的同誌說，以前一直如此，蘇聯領事要來就來，我們以為是“老大哥”，也從未提出反對。
陳毅聽了感慨道：“我們的同誌太老實囉，蘇聯人有點搞慣了，喜歡幹涉人家內政。這是中國的地方嘛！”於是，陳毅又一次在幹部中進行了有關中蘇關係的解釋說明工作。後來，事實證明蘇方確有圖謀，1962年春，他們使用挑撥、引誘和欺騙等手段，策動數萬伊犁人鬧事，並越境跑到蘇聯去了。
蘇聯的背信棄義，使中國經濟幾乎舉步維艱。然而，從周恩來的沉著冷靜、從他的公開談話以及他對未來充滿信心的神態中，沒有人能覺察出來這一點，所以後來有人把這時期的周恩來比作唱“空城計”的諸葛亮。他甚至鎮定自若地對埃德加·斯諾說：“蘇聯專家回國是很自然的……他們當然不可能在這兒呆一輩子。”他知道不能悲觀，不能失望，因為沒有精神的力量就不可能戰勝困難。陳毅更是樂觀地說：“這一來因禍得福，逼得我們自力更生了。”對，自己幹，無非是束緊腰帶，自己多吃一點苦頭。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全國人民一起，同甘共苦，迎接嚴峻的考驗。
為了應付嚴重的食品短缺，實行了憑證購物製度。周總理也一樣憑證購物，他拒絕從專門供應外國人和高幹的商店裏買任何定量供應以外的東西。陳毅一下子瘦了下來。
為了節省資金，從1959年起，中央決定減少高級幹部的薪水。那天晚上，主席為這事很晚沒有睡覺，找了政治局陳毅等幾個同誌去商談。大家一致同意每人減少一百元。陳毅說：“減一百，可以過。我再減一點也可以過。這有很大的政治意義。”為了把錢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外交部幾次要蓋大樓，陳毅和總理都沒有同意。陳毅說：“要蓋，等我死了以後你們再蓋。天地良心，人民的生活還不好哇！”成千名外交部工作人員，一年又一年，仍擠在那幢破舊古老的清朝建築物裏辦公。
他們都看到，陳毅瘦了，連眼眶也陷了下去，但雙目依舊炯炯有神。作為外長，他必須不斷地向各國記者、議員或來訪的國家元首做中蘇分歧的解釋說明工作，並向他們剖析中蘇分歧的實質，爭取世界輿論的支持。他的談話抓住要害，具體生動，坦率真摯，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他有一個精彩、形象的比喻，曾經傳播於世，叫作“我們不做衛星國”。那是1962年陳毅在日內瓦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
“蘇聯的衛星重一千噸。但有著六億人口的中國是太重了，”陳毅在那次談話中對記者說，“作為一顆衛星來講，它的分量未免太重了一點。不是這樣嗎？——我們不希望擁有衛星國，但也決不做任何人的衛星國。”
中國人的脊梁骨是很硬的。周總理說：“某些人以為隻有他們掌握智慧，隻有他們能夠解釋馬克思主義。”“某些人想壓我們屈膝討饒，但我們決不會屈服。”
5.中國外長的橄欖枝
1963年11月7日，是中蘇公開論戰後的第一個十月革命節。蘇聯駐華大使舉行了慶祝酒會。陳毅的出席在當時的情況下是相當引人注目的。輪到他致辭時，他即興作了一段精彩的發揮。他說中蘇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是經得起考驗的，是紮根於群眾之中的。說到這，他引用了一句中國諺語：“友誼貴如金”。機靈的翻譯馬上選用了一句相應的俄國諺語：“寧要一個朋友，不要一百個盧布”，實在是貼切之至。陳毅的這番講話，既從側麵批評了蘇聯大國主義錯誤，又從原則立場出發強調了中蘇友誼的重要性。這番有理有情的言語贏得了在場多數人的鼓掌。
陳毅還曾多次提出蘇聯專家在中國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可貴貢獻。他非常讚賞蘇聯顧問團副團長在告別宴會上說的一句話：“我們來中國時帶的是蘇聯的經驗，回去時是帶著中國的經驗。”這句話表達了兩國人民互相學習的願望，彼此互助的友情，如果中蘇兩國關係的發展能順應人民的意願，那該多好啊。
“蘇共領導的態度要能好一些，對兩國人民都是有利的。”陳毅有點痛心地這樣說。我們曾力圖維護團結，不說任何危害團結的話，不做任何危害團結的事，但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敫縱他們“親者痛仇者快”的行徑。陳毅深深感到一個原信奉自由、民主、解放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了霸權的毒後，變得多麼可怕多麼頑固。“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對付這樣的霸權國家，我們隻有依靠不屈的信念以及雄厚的、無可辯駁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