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世界知名的外交人物中，杜勒斯以精明獨斷、冷酷苛刻著名，維辛斯基（蘇聯外長）以滔滔不絕的雄辯口才聞世，梅農（印度外長）的急躁孤傲能拒人千裏，霍姆的溫和世故又使人微覺大英帝國的衰落。那麼，中國外長陳毅，屬於他的外交風格又在何處呢？
擅於評頭論足的西方記者隻能這樣評論他：“一個西方人捉摸不透的人。”
周總理卻不止一次地談起：“陳毅同誌在他的活動範圍內又有他的鮮明色彩，獨到之處，無論工作之得力，思想之開闊，知識之深廣，眼力之銳敏，膽略之服人，言談之切中，都有他的新創造、新境界。”
以總理與陳毅共事之久，相交之深，這番評論無疑是最有權威性的。尤其是在外交工作中，兩人有時淵源相承，有財通力合作，有時不分彼此，有時又互為表裏各具千秋。陳毅的用心良苦，總理最明澈；陳毅的風格特色，總理也最熟悉。
1.牢記總理訓令：“外事工作，授權有限”
1954年，剛接手外交工作，周總理就對陳毅講了“外事工作，授權有限”八個字。這即是說，外交部工作與其它各部相比，其獨立行使職權的範圍是受到嚴格限製的。大事小事，都不能擅自作決定；一舉一動，都不能脫離中央確定的軌道。外交工作最基本的準則就是紀律，嚴格的、無情的、鐵一般的紀律。
這八個字，陳毅奉為金科玉律，然而，那個坦率、愛衝動、直言快語的陳毅，又該往哪兒擺呢？也許陳毅很早就認識到自己性格中的這一麵，所以上任之前他對自己有過這樣的擔心：“我這個人幹外交恐怕不行，感情一上來就衝口而出。”
後來他還是上任了，結果如何呢？——當他自覺地控製了“衝口而出”的弱點，將這弱點轉化為美德時，他的直言無諱、襟懷坦蕩便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風格，日本人稱之為“高姿態外交”。
他可以當麵告訴哈裏曼，不喜歡他代表美國在會上作的發言。他也可以對來訪的外國記者說，中國今年歉收了多少億斤糧食，“你們不要光看好的，那樣要上當！”他懇切希望國際友人抱求實態度來報道中國。他說：“你們用你們自己的眼睛來觀察中國吧，你們不要滿足於我們口頭講的話，要看事實，看行動。”他求實、坦蕩的勇氣和自信，贏得了英國《經濟學家》記者的盛讚：“出自他的口的經過推敲的答複就象成熟的石榴一樣，發出一股北京的談話一向所沒有的那種香味。”
陳毅用誠懇、坦率和真實征服了世界；然而，這並非意味著什麼話都能告訴外國人，傑出的外交家必須具備在某個問題或某種時刻守口如瓶而又守得巧妙的本領。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位西方記者突然問陳毅：“中國最近打下了美製U—2高空偵察機，請問是用的什麼武器？是導彈嗎？”遇到這樣涉及機密的提問，一般可用一句“本人無可奉告”作答，但陳毅卻不。他舉起雙手在空中做了一個動作，告訴記者說：“我們用竹竿把它捅下來的呀！”全場一陣大笑，記者們在笑聲中被折服了。這位年紀隻有六十出頭的中國元帥，看來已達到了中國古人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既能從心所欲又能不逾方圓，如丸之走盤，陳毅這一獨特風格的形成，與周總理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陳毅深知，外交事務動輒關係國家聲譽和世界局勢，所以他絕不自作主張，在日內瓦，人們隻看到他應答如流，談吐不拘一格，卻不知他每日親自草擬電文，向中央詳細報告情況，更看不到他每日深夜守候，等待北京發來指示的情景。他恪遵這些指示，並在第二天把它們巧妙體現在一連串生動活潑的談話中。
每次從國外回來，他都必先向周總理口頭彙報，然後將總結材料報告中央。如果回國後需要先在外地耽擱休息幾天，或順路去某省市看看，他也毫無例外地事先向周總理請假。在中南海陳毅辦公的書房裏，秘書常見到這樣的情形：陳毅伏案工作，處理文電報告，有時遇上沒把握的事，便一個人坐著靜靜地想。想著想著，往往站起身把公文包往胳膊下一夾，說聲：“走，請示總理去！”便徑直奔總理家去了。
總理家離陳毅的住處不遠，兩家關係異常親密，陳毅更敬總理如兄長如良師，感情十分深篤。但陳毅對總理絕沒有因為親密而不嚴格遵守請示彙報製度，相反，有總理作直接領導，陳毅覺得是一種幸福，每逢他單獨會見了重要外賓，隻要為時尚早，他總是驅車直赴總理處，將談話情況及時報告一下。出訪遠行歸來，陳毅想見總理一吐為快的心情總是那樣急切。天氣好時，他們會像年輕時漫步在塞納河畔一樣，並肩漫步在中南海的湖水邊，暢談無忌，朗朗的笑聲不時傳出。
有一次，兩人一同從國外歸來，在成都看一出話劇。劇中有位熱情單純的姑娘，大聲宣布自己偉大的理想：“我要做一個外交家！”周總理哈哈大笑，對旁邊的陳毅說：“你聽，她要向你看齊，接你的班！”陳毅搖搖頭：“真正的外交家，那要數你呀！”
論秉性氣質，這兩人是不同的。總理嚴謹、細致、周全，是個“當家人”；陳毅豪放、灑脫、熱情，更像個“行吟詩人”。論外交風格，這兩人則是各有所長，相得益彰。他們為中國的解放事業奉獻出全身心，如今在風雲際會的國際政治鬥爭中，他們又密切合作，和諧相處，將中央的思想和方針發揮到了完美的程度。在他們身上，找不到“既生瑜，何生亮”那樣狹隘的感慨。
對毛主席，陳毅更是敬重。他不但深入領會主席的外交思想，還注意學習他的外交方法和藝術。特別是主席接見外賓談話時，他總是記下要旨，會其深意。1955年10月15日下午，陳毅陪同主席會見日本客人後，便寫下了這樣的話：“毛主席又一次表現了大政治家的風格，提出問題非常尖銳透辟，不作敷衍門麵語，每句話打動人的心。談話方式，莊諧雜陳議論風生，使人忘倦，……我在旁學習，似乎對與外賓接談有所體會。”
為了能讓更多的外交工作人員直接學習毛主席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方法，每當駐外大使回國述職時，陳毅總是想方設法，讓主席接見這些長期在異國工作的人員。之所以如此，不但是要讓駐外使節們感到中央領導的親切關懷，更重要的是要讓主席的外交思想更好地運用到外事工作中去。
有時，在主席那裏研究國際局勢直至天明，散會後他不是回家休息，而是從中南海把車子徑直開往外交部，並興致很高地把黨組成員召集來開會，說：“我這個人忘性大，現在剛從會場回來，趁著印象還新鮮，趕快把主席和中央領導同誌的意見傳一傳。”顯然，陳毅的遵守紀律、執行指示是自覺主動的，是聞令樂從的，並且充滿著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他天性中蘊含著詩人的熱忱與激情，但後天的經曆賦予他立場堅定、是非分明的優秀品質。所以，他一直奉“外交工作，授權有限”這句話為座右銘，信守不渝——他知道，隻有這有形之矩內，他個人的風格，外交工作的特色才能得以淋漓盡致的發揮。
2.蒙哥馬利的遠見
60年代初，英國前帝國總參謀長、陸軍元帥蒙哥烏利來華訪問，周總理設宴招待。在陳毅為他安排的陪客陣容中，這位英國元帥發現了一些令他不勝意外而又大感興趣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