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決策者周恩來
1927年4月24日夜，上海。
灰黑色的雲塊厚厚地堆積著，好像是誰用墨汁在天幕上塗了一層黑。這時月亮和星星都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白天摩肩接踵的滾滾人流從大街小巷上散失，隱入大上海的各個角落裏。西裝革履的達官貴人、外國傳教士、外交官和腰纏萬貫的大亨巨賈們在燈紅酒綠下輕歌曼舞。中外巡捕、包探、流氓、地痞在小酒館裏大杯大杯地吞酒，瞪紅了眼，直著嗓子聲嘶力竭地狂叫。在城市邊緣的貧民窟裏，賣苦力的窮人們蹲在地上，有一口沒一口地吸著旱煙管，還在為全家老小的生計發愁。而有覺悟的工人領袖們在昏暗的油燈下熱烈地討論，正商議如何應付眼前的腥風血雨。
夜幕下，一輛人力車在大街小巷中飛速穿過，直往吳淞徐家彙方向跑。車上坐著一位富商打扮的年輕人，西裝革履，麵容清瘦，濃濃的眉毛十分醒目。他似乎十分困倦，合著眼皮，隻是時不時地睜開眼飛速地往四周瞟瞟。
不遠處，外白渡橋高聳的鋼架的輪廓可以朦朦朧朧地辨認出來。一輛電車駛過，鋼架下橫空架掛的電車線爆發出幾朵碧綠的火花。往東看，遠處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蹲在瞑色中，閃著千百隻小眼睛似的燈火，向西看，叫人猛一驚的，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霓虹電管廣告，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綠焰。
人力車夫使勁地蹬著車子，他放低重心，前半身幾乎都要趴在車把上了。高樓大廈飛速地往身後退去，車子終於出了市區，在狹窄的郊區巷道裏東一轉，西一拐。
周圍一片死寂。車子在一個小巷深處停穩。年輕的富商走下車來，朝旁邊低矮破舊的平房看了看，跟著車夫迅速走進一間屋子。在微弱的燭光裏，屋子的主人迎了上來，緊緊地握住來人的雙手，輕輕地叫了聲：“老周！”就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
“老周”是誰？
“老周”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來，是蔣介石在上海搜捕的一條大魚！當時他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兼江浙區委軍委書記，年僅29歲。前一天下午，他還和近十萬上海工人一起上街遊行，奮戰在寶山路的槍林彈雨中；今天，他冒著生命危險，又親自來到工人隊伍中間，帶領工人同誌繼續革命，這怎能不令人感動呢？
周恩來也緊緊地握住主人的手，用低沉而堅定的語調說道：“敵人的抓捕嚇不住我們。從現在起，我們要轉入地下鬥爭，保存自己的力量。你以後得多加小心。”
鋪天蓋地的大搜捕在軍隊中，在政府部門裏，在工廠、農村、學校裏，攪得人們心頭一陣陣縮緊。蔣介石聲嘶力竭地叫喊，要“肅清潛伏之共產分子，絕其根株。”汪精衛喊出了“寧可枉殺一千，不使一人漏網”的口號。正如周恩來所說的：“中國的白色恐怖，可以說是全世界曆史上所絕無僅有的殘酷。”
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又一次麵臨著致命的災難。
1927年11月中下旬的一天，上海公共租界內麥特赫斯脫路電話局對麵弄堂裏新擺出一個擦皮鞋攤；弄堂口的拐角處停著一輛人力車，車夫靠在座位上打噸，像在等客人；不遠處的一個麵攤上有兩個人在慢吞吞地吃著麵條。每當大街上一隊隊巡邏軍警走過，誰也沒有注意，那幾個人在彼此交換著眼色；誰能想到，他們都是中共中央軍委直屬的特務工作處的同誌！
弄堂深處的一間房子裏，中共中央幾位高級負責人正在秘密開會。他們表情嚴肅，說話聲音很低。一位書生模樣的人憂心忡忡地說：
“現在上海的形勢很複雜，白色恐怖嚴重阻礙和威脅黨的安全和工作的進行。不少被嚇破了膽的無恥叛徒在大街上招搖過市，公然帶著特務到處抓捕共產黨員和革命誌士，破壞黨的組織和工作機構。少山同誌，你是秘書長、軍委書記，你看怎麼辦？”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少山”同誌的身上，隻見他濃眉大眼，目光中透露出堅毅和智慧。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周恩來，“周少山”是他的別名。
周恩來稍微思索了一下，沉穩地回答說：
“我到上海十幾天來，了解了一點情況。形勢比我估計的還要嚴峻。如何在黨的領導下，依靠黨的組織，依靠革命群眾，收集情報，懲辦叛徒，營救同誌，打擊敵人，保衛黨中央的安全，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
“現在中央的所有機關和領導人、工作人員都來到上海，我們要學會在敵人的眼皮底下隱蔽自己，保護自己，發展自己。中央機關工作地點的選擇和確定是我們目前麵臨的第一個大難題。首先當然要考慮安全的需要，還要考慮交通方便，信息傳遞快。我看我們可以用工廠、商店、學校等形式作掩護，紮下根來，我們的同誌也可以扮成同類型的家庭，使用各種各樣合理合法的保護傘，巧妙地避開敵人的視線……”
房間裏靜得出奇，隻有周恩來那低沉而又堅毅的聲音在回蕩。“我們要在上海長期進行隱蔽鬥爭，我們黨也要改變老的活動和工作方式，建立一整套全新的合適的工作製度和防範製度。必須要有自己的政治保衛組織，保衛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同誌的安全，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堅定同誌們的革命信心。半年前，也就是大革命失敗之初，同誌們開始體會到：和強大的敵人作鬥爭，必須了解敵人，了解它的軍事、政治動向，才能準確有效的打擊敵人。當時我在中央軍委下建立了特務工作處，實踐證明是極其有用高效的……”
聽到這裏，在座的中央負責人都不禁微微頷首。是啊，特務工作處雖然剛成立不久，但它那有效的工作方式和卓越的工作成就給在座各位領導人都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們誰不是在特務工作處同誌的掩護下來到上海的呢？樓下弄堂口不正活動著工作處同誌的身影嗎？
周恩來同誌有著豐富的白區工作經驗，他一向重視對敵人的隱蔽鬥爭。1927年5月他就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之初，就倡議並建立了一個黨的政治保衛部門，即直屬於軍委的特務工作處。處長顧順章，下設特務股、情報股、保衛股和土匪股四股。
2.特科在行動
特務工作處成立伊始，便遇到了日漸高漲的反革命浪潮：
5月17日，夏鬥寅在宜昌叛變，攻打武漢；
5月21日，許克祥在長沙叛變，屠殺共產黨員；
6月12日，汪精衛等同馮玉祥在鄭州舉行秘密會談；
7月14日，汪精衛等召開秘密會議，提出反共；
麵對滾滾黑雲，特務工作處同誌通過公開和秘密的途徑，對於這些重大事件，大都能及時獲得情報，使我黨完全有可能避免遭受突然襲擊，揭露敵人陰謀，有準備地打退敵人的進攻。隻是由於陳獨秀堅持投降主義的錯誤路線，未能及時予以還擊。
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叛變革命後，剛剛遷移到武漢的中共中央無法落腳，隻好遷到上海。更加繁重的負擔落在特務工作處同誌的肩上。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出生入死，與敵人鬥智鬥勇，利用各種關係掌握敵人動向，疏散已暴露的黨員幹部，保衛黨中央機關和黨的領導幹部的安全，護送黨中央機關向上海遷移，秘密運送人員、物資，甚至武器……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他們做了一係列具體工作。他們要負責轉入地下的中央領導同誌與中央機關各部委的聯絡工作；辦理去上海的船票，護送領導同誌和重要人員上船和途中安全；以及中央機關遷走後的其它大量善後工作。
“我建議，把軍委特務工作處改組為特務工作科，改由中央特別委員會直接領導，顧順章，李強等同誌都已到了上海，他們都很有經驗。在此基礎上，再吸收中央‘總部’、上海地下黨和上海工人武裝糾察隊的部分同誌。你們看怎麼樣？”周恩來謹慎地把自己的意見全盤托出。
“好！好！”在座的中央領導人紛紛表示同意。“少山同誌，搞白區工作，搞隱蔽鬥爭，我倒不懂，你在行，特科就由你全權負責吧！”
周恩來沉重地點了點頭。
在上海小沙渡路的一所房子裏，住著一對年輕的夫婦和一位老太太。這一家人和周圍鄰居相處得很好，從來都是和和氣氣，但交談並不多，鄰居們不太清楚這家的男主人究竟是什麼職業，平時也很少與他見麵，隻從外表看好像是個商人。這些鄰居們決不會想到這就是當時國民黨出重金懸賞緝捕的中共領袖之一周恩來和他的夫人鄧穎超，以及鄧的母親楊振德。
周恩來在上海是眾所周知的共產黨領導人，是反動派千方百計搜捕的重要目標，國民黨政府和軍隊中有很多他的學生和熟人，但是，在極其危險的環境中，周恩來始終挺身站在鬥爭的最前列，負責處理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並親自領導中央特科同凶殘狡猾的敵人進行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隱蔽鬥爭。他在複雜險惡的環境中，以他特有的冷靜和機智，從容應付，笑傲於反動派的刀光血影之中，他不停地更換姓名和地址，在某一住處有時住一個月，有時住半個月，每換一處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處的也僅限製在二三個人的範圍內。由於認識他的人較多，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危險，他外出時間嚴格限製在清晨5時到7時和晚7時以後，除有特殊情況外，其餘時間決不出去，他對上海的街區布局進行了仔細的研究，盡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乘電車，不到公共場所。他時而西裝革履，時而身穿長袍馬褂，頭戴禮帽，一副商人打扮，後來他又留起大胡子，所以黨內有許多人叫他“胡公”敵人費盡心機，動用大批特務、軍警、密探搜捕他，卻始終無法找到他的半點蹤跡。
中央特科從成立那一天起，就在周恩來同誌的直接指導下行動。周恩來同誌親自為它的工作確定了一整套的政策和原則，製定了一係列的製度、紀律以及工作方法等。如在組織方麵，要求精幹、隱蔽，紀律嚴格，沒有工作關係的人不許往來，因為一個地方的破壞，會牽涉到幾個地方遭受損失。特別是在內部嚴防出叛徒，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在活動中，則盡量職業化、社會化、以公開身份，掩護秘密工作。同時提醒所有人員要密切聯係群眾，注意搞好與各方麵關係，特別是與左鄰右舍周圍群眾的關係，以免引起懷疑，遭受破壞，給工作帶來損失。為了訓練秘密工作幹部，不斷提高他們的政治素質和技術水平，中央特委於1928年春為特科舉辦了為期20天的訓練班。周恩來親自為訓練班作政治報告，講政治鬥爭的方針、政策和原則。特科訓練班還學習秘密工作的技術和秘密工作紀律。
中央特科成立以後，適應工作的需要，組織機構日臻健全，逐漸建立了四個科：第一科（總務科）專做總務事項；第二科（情報科）專做情報工作，科長陳賡（化名王庸）；第三科（行動科）專做保衛工作，科長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兼任；第四科（交通科）專負秘密交通責任，科長李強。
四科嚴格分工，又密切配合，在軍警密布的上海灘，神出鬼沒、靈活機智地同中外反動勢力進行著殊死的鬥爭，保衛著革命的火種，立下赫赫戰功，寫下一幕幕鮮為人知的曆史篇章。多少轟轟烈烈的精彩表演，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今日聽來，似令人回腸蕩氣。在特科同誌身上，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深藏著不死的信念，顯露著過人的勇氣和膽量。他們是黨中央的保護神，反動派的黑煞星，投敵者的審叛官。這是一支大智大勇，令瘋狂的敵人即使在自己的大本營也驚惶不安的隊伍；這是一支神出鬼沒，令卑鄙的叛徒在睡夢中也提心吊膽的隊伍；這是一支複仇的利劍，直刺敵人的心髒；這是一隻紅色的鐵拳，砸碎敵人精心編織的陰謀之網！
1930年初，黨中央在上海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會議。先由一科在英租界內的赫德路租了一座四層的紅樓，臨時開設一座醫院。二、三樓是供與會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樓是大會的會議廳；一樓則由一科派人充當門房賬房等，負責接待臨時偶然闖進來求診的一般病人，並且負責應付查電表，收水費等瑣事，防止外人進入正樓。同時，二科科長陳賡叫劉鼎（原名闞尊民）出麵，在附近另租一間房子下，布設機關，成為“醫院病人”迅速轉移的通道，遇事可以從紅樓樓頂轉到劉鼎的住房頂上，再經他的住房走出大門轉移。為了確保安全，三科還派出紅隊在這座樓房的周圍進行警戒，準備一旦被敵人發覺，遇有巡捕前來搜捕的時候，紅隊隊員立即持槍抵抗，同時指定專人引路，帶領參加會議的代表，穿過劉鼎的住房轉移出去。會前，一科先為參加會議的代表租了一些旅館，還準備了適合各種身份的比較闊綽的服裝。各地代表到達上海，先在指定的旅館住下。經過初步審查後，就作為“病人”逐個送進“醫院”。代表進了醫院，住人病房，暫時即與外界隔絕開來，不許外出。開會以前，這裏完全按普通醫院的秩序辦事，醫生、護士、廚師以及服務人員，完全同一般醫院一樣，照章辦事。到了開會之日，方才進入會場。這次會議共開兩天，會畢又把代表逐個地送出醫院，分散住進各個旅館。這樣，隻有幾天光景，這家新開設的醫院，就像海市蜃樓一樣倏忽不見，人員全都走得無影無蹤。
實際上，在開會之前，此次會議就已被國民黨特務偵知。蔣介石十分重視，特地召集上海特務首腦召開緊急會議，布置偵探會場，把中共中央機關一網打盡。可是誰也不會想到，上海淞滬警備司令兼淞滬杭剿匪總指揮熊式輝身邊的第四號政治密查員宋再生就是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的工作人員。熊式輝布置任務完畢，宋再生馬上駕車轉了幾圈子後找到陳賡，彙報情況。我黨因此提高了警惕，加強了保衛工作，使會議得以圓滿閉幕。
3.情報戰線前三傑一錢壯飛、李克農、胡底
看過《西遊記》的人都知道，孫悟空為了“借”取芭蕉扇，變成小蟲子鑽進鐵扇公主的腹中，使她肚痛難忍，最後被迫求饒。
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發出的《中央通報》第25號與孫大聖的辦法頗有相似之處。通報規定：經過黨支部決議，得派遣一二個忠實勇敢的同誌，到國民黨黨部以及某種反動機關，做偵探和破壞工作，但必須限於這兩種作用方可派遣。在這一精神指導下，我黨優秀黨員錢壯飛、李克農、胡底打人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直接掌握著它的全盤活動，探取敵人破壞我黨的陰謀，向黨的秘密組織報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