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冠華（1913—1983），新中國繼周恩來、陳毅、姬鵬飛之後的第四任外交部長。
喬冠華1913年出生在江蘇鹽城，16歲入清華大學國文係，一年後轉入哲學係。1933年公費派往東京帝國大學深造。由於參加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秘密宣傳活動而被驅逐回國。1935年金嶽霖教授推薦他赴德國土賓根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1937年7月抗戰爆發後回國投身抗日洪流，在香港從事新聞、文化工作。1942年抵達重慶，在《新華日報》社工作。從此他直接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達30餘年之久。
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任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局長，外交部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亞洲司代司長、外交部部長助理、外交部副部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外交部部長、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顧問等職。
作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喬冠華在外交戰線上表現出色。
曆史不可思議。“文化大革命”中，喬冠華的外交事業登上了頂峰。但他在最關鍵時卻誤上了“四人幫”的賊船，從頂峰上摔了下來……
1.半個同鄉
“襟吳帶楚客多遊，壯麗東南第一州”，周恩來就出生在這個繁華古城——淮安。周恩來祖籍本是浙江古老典雅的名城紹興，那裏素以出產黃酒和師爺而聞名遐邇。淮安同樣是一座名城，它與揚州、蘇州、杭州曾並稱為運河線上的“四大都市”，自古英傑輩出。這裏曆代科舉曾出狀元、榜眼、探花、進士、舉人1254名。興漢三傑之一的韓信，開一代文風的西漢“父子辭賦家”枚乘、枚皋，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唐代“大曆十才子”之一的吉中孚，還有《西遊記》作者吳承恩，抗英名將關天培等均出生在淮安。周恩來也曾深情地回憶自己“生於斯，長於斯，漸習為淮人；耳所聞，目所見，亦無非淮事”。人們一直以來也習慣地稱總理為淮安人。
離淮安東南不遠就是有著2100年悠久曆史的鹽城。古老的鹽阜大地也是人文薈萃之地。南北朝產生過名醫徐道度，宋代有背負幼帝投海殉國的陸秀夫；它哺育了文雄海內的《水滸》著者施耐庵，評書開創人柳敬亭以及清代治水專家馮道之。1913年，喬冠華出生在鹽城建湖縣慶豐鄉（今地名）一個都是喬姓人家的莊子裏，開始了他坎坷而不平凡的一生。
喬冠華與周恩來都出生在人傑地靈的吳越之地，同為蘇北人，可謂半個同鄉了。周恩來從小曆經艱難世事，忍受家道中落、遠離豪門之苦。紳士之家的儒家風範、身為長子的責任感，再加上紹興的黃酒與東北高粱米造就了他的溫文爾雅與精明強幹，同時又極具堅忍不拔與忍辱負重的精神品格。他終其一生都在實踐著他的理想，如同他的名字一樣：翱翔於宇，恩情送來。喬冠華生在鄉村的書香門第，排行老三，幼年受到良好教育，也沒領略多少人世滄桑，鋒芒過於外露，雖然能夠聞達於世、名冠中華，最終卻隻能黯然告別人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周恩來與喬冠華解放後都沒有像古代作官的那樣“衣錦還鄉”、“榮歸故裏”，親眼看一看家鄉的變化。或許他們會有些遺憾。他們愛故鄉的山水，愛幼時的庭院，甚至庭院中的一棵臘梅，一口老井。他們更愛家鄉的父老鄉親。然而他們終沒能回去看看。他們把所有的情感融入一種更為博大、更為深沉的愛之中，故鄉人始終能夠感覺到，他們就在自己身邊，就在自己心中……
2.南北二喬
鹽城有二橋，西門登瀛橋，東門朝陽橋。鹽城還有二喬，北喬胡喬木，南喬喬冠華。
他們是同鄉。喬冠華為鹽城建湖縣慶豐鄉東喬莊人氏。胡喬木1912年6月1日出生於鹽城蟒河區鞍湖鄉北張本莊（今地名），比喬冠華年長一歲。
他們是校友。喬冠華16歲考入清華大學國文係，一年後轉入哲學係，成為著名哲學家金嶽霖先生的高足；胡喬木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係，旋即轉入曆史係就讀。一年後由於參加革命活動而離開了清華園。有意思的是，他兩人的轉係都因為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時間，多讀點書，於是乎相繼轉入課程較少的哲學、曆史二係。
他們是同名。喬冠華30年代在香港為《時事晚報》撰寫國際時評，同事梁路晨建議他換個筆名，通過中國新聞社把這些精彩之作發往南洋各地華僑報紙以擴大影響。喬戲稱自己身長體瘦，從此就取“喬木”為名。胡喬木原名胡鼎新，1936年到延安之後，就改名胡喬木。以喬木為名發表文章。二喬文風犀利，文采照人。世人稱延安的胡喬木為“北喬”在香港、重慶活動的喬冠華為“南喬”。1945年胡喬木隨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以喬木為名在《新華日報》發表文章駁斥國民黨散布的謠言。喬冠華彼時也在重慶，但筆名已改為“於懷”，然而讀者卻不知。為把二喬區別開，毛澤東親自為二人斷名：“大喬小喬、南喬北喬、真喬假喬……北喬木恢複胡姓，南喬木還用原名”。
他們都是才華橫溢的筆杆子。一個是留德哲學博士，外交文壇聖手；一個是黨內秀才，中共中央一支筆。在中國現代史上都是不同凡響的人物。喬冠華30年代為《時事晚報》等撰寫國際述評，40年代為《新華日報》寫國際評論，新中國成立後，他起草了大量外交文件、聲明、講話、公報。喬冠華的文章氣勢恢宏，富於戰鬥力。1963年的《中國政府發言人聲明》、1970年的《五·二〇聲明》，他在聯大的曆次發言等等，都是具有世界影響的不朽之作。胡喬木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意識形態領域和新聞戰線。他為《解放日報》、新華社、《人民日報》寫了大量社論、評論，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批重要文件。1945年起草《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1950年開始參加編輯《毛選》，1951年撰寫《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參加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1956年參加起草黨的八大主要文件，1957年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入黨宣言》的起草，1981年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單看這些文稿的名字，就足以想見喬木手中那支筆的分量。連周恩來都說，經我手的文件或文章，我一定要讓喬木同誌過目才放心。鄧小平稱他為“黨內第一支筆”。喬冠華也曾不無感慨地說：“寫文章、搞文件，我們十個也頂不了一個胡喬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