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總是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製造各種摩擦和挑釁來表現對談判的毫無誠意。甚至發動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想從戰場上得到談判桌上得不到的東西。在損失15萬人馬，撞得頭破血流之後，他們又回到了長條桌旁，正如英國《泰晤士報》所說：“聯軍已真的不能再用繼續作戰的辦法來獲得進一步的利益了！”談判桌從開城來鳳莊搬到板門店。
周恩來在北京關注著每一個細節。1952年5月18日，他給李克農、喬冠華去了封信：
克農、冠華兩同誌：
我們的發言和新聞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語言如“匪類”、“帝國主義”、“惡魔”、“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國外報刊和廣播方麵不易采用。各國友人特別是世界和大朋友們對此均有反應。望指示記者和發言起草人注意簡短扼要地揭發事實，申述理由，暴露和攻擊敵人弱點，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語句。國內方麵亦將采取同樣方針，並告。
這種注重實效、反對言過其辭的做法確實對反映我國的大國政治風度和爭取國際社會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談判進程中，喬冠華敏銳地感覺到，美國在戰俘問題上要大作文章，對於能夠達成協議，他表現得並不那麼樂觀：
中央估計戰俘問題不難達成協議，我多少有些擔心。
最近範佛裏特總部軍法處長漢萊的聲明是個信號……李奇微雖支持漢萊的聲明，但不敢讓漢萊同記者見麵。奇怪的是杜魯門竟於漢萊聲明的第二天，聲稱中國軍隊殺害在朝鮮的美軍俘虜，是一百多年來最野蠻的行為。一個大國的總統居然支持連國防部都否認的一個集團軍軍法處長的聲明，這不是一般情況，似乎道出了美國決策集團有可能要在這個問題上作什麼文章……
就像他當年預言巴黎三天之後不戰而降一樣，這次又讓他說中了。
美方在戰俘問題上不斷製造障礙，始終堅持其所謂“自願遣返”、“不強迫遣反”，實際就是強迫扣留戰俘的無理主張，同時對戰俘加以慘無人道的屠殺、虐待。即使在此問題達成協議，解釋工作開始以後，美方指使李、蔣特務實行凶殺和其他恐怖手段，控製和影響戰俘，破壞解釋工作。更有甚者，在1954年1月20日，美方將21900多名未聽解釋的戰俘分別押解到南朝鮮的浦項、群山和台灣的基隆，強迫他們參加李、蔣集團的反動軍隊。當然，這是後話了。
板門店談判在戰俘問題上暫停下來，這實際上與中國的主權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地位密切相關。周恩來在致聯大主席萊斯特·皮爾遜的信中拒絕了印度的提案，對這一受美國支持的決議的合法根據提出質疑。《日內瓦公約》不允許扣押國利用勢力來影響戰俘返回祖國。
1953年2月，毛澤東、周恩來根據朝鮮戰場的狀況以及國際社會對結束戰爭的呼聲，分析美國很可能還得坐下來談。於是電告李克農、喬冠華就“是否可以再給他一個台階下”、“是否由我方主動提出複會”進行研究。19日，喬冠華複電北京：
（一）聯大對我拒絕印度提案尚未處理，但鑒於美國解除台灣中立化的行動，激怒了很多中間國家，多少抵消了我拒絕印案產生的不利影響。聯大複會很可能對此案不了了之，拖到下屆再說。
（二）美國擱起板門店轉到聯合國，本想借以壓我們，聯大壓不成，戰場又無多少辦法，本可自回板門店，但鑒於美國在聯大尚未死心，對戰場亦未完全絕望，因此雖有少數國家不反對再回板門店試試，美國今天是不會願意的。
（三）如果我正式在板門店通知對方無條件複會，美國態度將是拒絕的居多……如果我以金、彭致函形式，對方可能認為我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對方幻想。
結論是一動不如一靜，讓現狀拖下去，拖到美國願意妥協並由它來采取行動為止。
喬冠華對美國人了如指掌，你越穩如泰山，他越著急，這時候最恰當的對策就是以靜製動，以不變應萬變。美國人麵臨的各方麵壓力要比我們大得多，盟國之間的意見分歧也越來越大，他肯定會捺不住性子的。毛澤東、周恩來一向重視現場指揮員的意見，他們同意了“喬指導員”的看法。
果然不出所料，三天後，聯合國軍新任總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麵，建議在板門店先就交換戰俘問題進行談判，中斷了6個月零18天的停戰談判在4月26日恢複了。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時，停戰協定在板門店正式簽訂，於同日22時生效。進行了三年一個月零兩天的朝鮮戰爭以美帝及其走狗在軍事上、政治上、道義上的失敗而告結束。克拉克也成為第一位在沒有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美國將軍。這一定使他感到屈辱萬分。
喬冠華為談判所付出的努力是可想而知的，他的分析判斷為北京決策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然而就在炮火連天之中，他還是保持一貫詩人氣質。他把自己的住所稱為“淩霄館”，自己是“淩霄館主”；他喜歡繁忙的工作之餘讀一讀符浩從舊書攤上購得的清代早期出版的《紅樓夢》；在天氣漸涼而冬衣尚無著落的情況下，提筆寫詩寄給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詩曰：
炳南仁兄左右：開城秋深矣，冬裝尤未至，東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來，何以不考慮？吾人忍饑寒，公等等閑視，口惠實不至。難道唯物論，墮落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