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李奇微，夜夜喬埃事，雖然無結果，抗議複抗議。苦哉新聞組，雞鳴聽消息，嗟我秘書處，一夜三坐起。還有聯絡官，奔波板門店，直升飛機至，趨前握手見，又有新聞記，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滿意。記錄雖閑了，抄寫亦不易，如果錯一字，誤了國家事。警衛更辛苦，跟來又跟去，萬一有差錯，腦殼就掉地。
千萬辛苦事，——都過去，究竟為誰忙，四點七五億，遙念周總理，常懷毛主席，寄語有心人，應把冬衣寄。
3.隨周恩來出訪
板門店，談未歇；日內瓦話重說。換唇槍舌劍，議傾壇席。不管豺狼多詭計，我方事事持原則。且看我公樽俎折強權，期贏獲。
這是陳老總1954年4月所作《滿江紅》的下半闕，題曰：《送周總理赴日內瓦》。
1954年4月24日，一架蘇製伊柳辛飛機穩穩地降落在日內瓦寬特蘭機場。“一個年輕的紅色外交家率領一批更年輕的紅色外交家”走下了舷梯。五大國的外長就要坐在一起談點什麼了，這還是二戰後的頭一回。
在1月份的英、法、美、蘇四國外長柏林會議上，蘇聯提議召開有中國參加的五大國會議，以討論關於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及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由於英法的同意，美國無可奈何地答應了。
中國組成了一個以周恩來為首的陣容龐大的代表團。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為代表，再加上王炳南、黃華、陳家康、龔澎、喬冠華等等，總共二百人，像周恩來所說的那樣：“好比是梅蘭芳的大戲，各個角色都得齊全，要成龍配套。”
在這樣規格的代表團裏，喬冠華並不引人注目，但畢竟是第一次隨總理出席國際會議，他忙裏忙外幹得十分帶勁。他是筆杆子，代表團所需文稿當然大都要由他來起草，然後交給領導修改。會談是艱難的，由於美國的頑固態度絲毫不動搖，在朝鮮問題上沒有簽成任何協議。算是白辛苦一場。喬冠華的另一項主要任務就是整理談話。周總理走出去，請進來。莫洛托夫、艾登、甚至還有卓別林都是他的座上賓。
喬冠華跟隨周恩來穿梭於各代表團之間，做了大量工作。
他的夫人龔澎和黃華一起擔任代表團的發言人。這兩位燕京大學的高材生麵對國外各形各色的記者提出的問題、甚至是刁難和誹謗都應答如流，有力地宣傳了中國的立場。龔澎在會外的活動尤其活躍，許多舊友和新知圍著她不放，因為她總能適時地透露些重要信息，受到新聞界的普遍讚譽。
日內瓦會議在某種意義上並不十分成功。周恩來曾經承認在日內瓦上當受騙了，美國人欺騙了他。但至少有兩點對中國是有重要意義的，其一是意外地建立了中美接觸的渠道；其二是要回了空氣動力專家錢學森，他可以頂五個師。
從日內瓦回來不到一年，喬冠華又要出發了。從停戰談判開始，他真是連軸轉，忙個不停。總理到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喬冠華隨同前往。總理很讚賞喬的才華，所以也讓他多到國際場合鍛煉鍛煉，獲取更豐富的實踐經驗。
這是一次沒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參加的大會。周恩來的發言打動了每一個人的心：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製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製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立異的。
周恩來的求同存異思想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獲得了巨大成功，他使周邊國家減少了對共產黨中國的敵意和疑慮，也為他個人贏得了眾多的朋友與崇高的威望。
周恩來回國後受到一些激進者的指責，問他是不是意味著願意同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喬冠華很可能受周恩來的影響很大，尤其是參加亞非會議。1957年反右關鍵時，他被說成是“裴多菲俱樂部”成員，因為周恩來保了他，才沒當上右派。廬山會議前後反右傾，有人對他的講話斷章取義，他被當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批判，還受了個“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雖然兩次政治打擊並沒有影響毛主席、周總理對他的信任和器重，但幾乎可以肯定的說，對他在以後政治運動中的心理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1961年10月至1962年8月，喬冠華隨陳毅外長出席第二次日內瓦會議，討論老撾問題，他出任代表團顧問，夫人龔澎則擔當首席發言人。喬冠華照例負責文件的起草工作。在出國之前，代表團集中在釣魚台進行研究，每次喬冠華一到，陳老總就會哈哈一樂：“喬老爺來了，喬老爺快上轎”。讓他趕緊開始工作。
1963年12月至1964年3月，周恩來進行亞非14國的萬裏之行。喬冠華和龔澎夫妻二人再次攜手出訪，負責訪問活動的新聞采訪和發布。為了打破兩個超級大國在我們周圍築起高牆的企圖，周恩來、陳毅率領代表團不辭辛勞地奔波著。
結束這次萬裏之行不久，喬冠華升任外交部副部長，龔澎也當上了部長助理。這是對他們多年出色工作的最好獎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