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痛失愛妻龔澎
經曆了“文革”中最瘋狂的那段歲月，喬冠華的夫人龔膨由於不斷挨批、勞累過度，精神和心理上都深受刺激，身體狀況越來越糟。1970年終於病倒了，大麵積腦溢血使她那充滿智慧的大腦再也無法思考了。
龔澎是外交部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人物。周恩來極為欣賞和器重她，外交部一成立便委任她作新聞司司長。從此龔澎在新聞司獨領風騷14年。她是出色的新聞發言人和外交活動家。出席日內瓦會議，她是主要發言人。1961年第二次日內瓦會，她是中國代表團首席發言人；1963年隨周總理出訪亞非14國，她還是主要發言人。她始終受到新聞記者的歡迎和尊敬。在部裏由於她能幹而又謙和，為人正直而受到同事的尊敬，提到龔澎，可以說是有口皆碑。
在“文革”動亂年代，她始終堅定信念不低頭，寧折不彎。喬冠華被外語學院造反派揪走後，有一天偷偷打電話回家問：“造反派逼我寫揭發材料怎麼辦？”龔澎斬釘截鐵地說：“什麼東西也別寫，你要是寫了就不要再進家門。”而她自己挨鬥時也是充滿了對造反派的蔑視：“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一次被批鬥後，她特意買了一張豎版毛主席手書體語錄：“勇敢、堅定、沉著。在鬥爭中學習。為民族解放事業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一切！”並把它釘在門上，站在它旁邊“合影”留念。這不正是龔澎高尚品格的鮮明寫照嗎？
此刻，她靜靜地躺著，隻有床邊的儀器和身上插著的管子還表明她的心髒在跳動。周恩來來了，他默默地站在床邊，眼裏含著淚水，慢慢俯下身，把手指搭在龔澎枯瘦的腕上，細細感覺那脈搏微弱的跳動。龔澎是他一手培養起來的外交部女性的一麵旗幟，還有許多事等著她去做，她可以作副部長，可以為自己分勞多少啊！周恩來親自參加會診，指導作出醫療決定。然而他清楚，龔澎昔日的風采無法挽回了。他曾對來看龔澎的章文晉夫人張穎難過地說：“看來沒有希望恢複知覺了！”然後輕輕地離去。
腦顱手術過後，無情的刀痕深深刻在龔澎美麗的麵龐上，更深深地刻在了周恩來和喬冠華那本已傷痛的心上。周恩來抑製不住內心的悲痛：“我不願看到龔澎這個樣子，看了我就難過，以後我不來醫院看她了……”聽者無不動容，還有什麼話能比這更能表達總理此刻的心情？
國家處於危難之中，奸臣當道。總理正需要龔澎這樣的棟梁之材來支撐將傾的大廈，一個個戰友倒下了，現在又輪到了龔澎……更具悲劇色彩的是，許多人在最黑暗的逆境中頑強地挺立著，戰鬥著，然而就在希望的曙光已經亮起，金光大道就在眼前，他們剛剛開始新的事業的時候，倒下了。龔澎就是這其中的一員。她經受了種種的壓力、折磨，但沒有喪失鬥誌，也沒有去尋求徹底的解脫，她始終朝著堅定的理想與信念邁進。不幸的是在她恢複工作不久，病魔把她擊倒了。
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報》第四版刊登了一則電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外交部部長助理龔澎同誌，於1970年9月20日因病逝世。龔澎同誌193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終年56歲。
龔澎同誌患病期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同誌，曾前往醫院看望她。
喬冠華悲痛欲絕，夜夜難眠。他與龔澎共同生活、戰鬥二十多年，從重慶至南京，從上海到香港，最後來到北京，成為一對耀眼的夫妻外交家，名聲響譽海內外。如今生活上的伴侶、工作中的益友離自己而去了，種種往事盡現眼前。望著龔澎一張張照片，喬冠華禁不住放聲痛哭。此後的一年多，他一直都很消沉，人也一下子蒼老了許多。物在人亡無見期，喬冠華悲傷過度，身體垮了，住進三〇一醫院進行休養治療。
喬冠華一定失望和沮喪到了極點。不僅為龔澎，也為自己。龔澎在政治上比他強得多。這“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的年代，人們所做的隻有批判、譴責和被批判、被譴責。而他，喬冠華，失去了愛妻龔澎之後，路在何方呢？
2.協助周恩來，開啟中美關係大門
1969年是個轉折點，而大多數中國人並未充分意識到它的意義所在。一切都正在靜悄悄地改變。
盡管中共九大的召開標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達了巔峰狀態，但此後，它不可避免地要開始走下坡路了，最瘋狂的歲月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解散而遠去了。
珍寶島的槍聲再一次使中國領導人震驚，自從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後，勃烈日涅夫主義的現實威脅第一次真切地擺在了他們麵前。毛澤東、周恩來交給“二月逆流的黑幹將”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元帥一個秘密任務，以座談會的形式研究國際問題，在中南海每周一兩次，嚴格保密。在經過研究之後，陳毅向中央提出，大戰短時期內打不起來，建議重開中美大使級會談。
一月，理查德·尼克鬆就任美國總統。此時美國在越戰泥沼中越陷越深，國內反戰運動異常高漲，在汽車保險杠上貼的最流行的口號是“要愛國，不要作戰”。尼克鬆決定要從亞洲收縮了，他在關島發表了一篇演說，提出“關島主義”，要亞洲人打亞洲人。
國內和國際形勢在這時給中國提供一個機會，那就是打破20年的僵局，開啟中美關係的大門。
1970年1月20日，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恢複。雖然由於3月柬埔寨發生朗諾政變而中斷，但是中美接近的趨勢已經不能阻擋了。蘇聯的巨大威脅使中國需要利用美國予以製約，美國要想結束越戰，沒有中國發揮作用是不可想象的。雙方不斷通過法國、羅馬尼亞、巴基斯坦三條渠道傳遞信息。毛澤東在10月1日拉著斯諾的手站在天安門城樓，明白無誤地告訴美國人，中美關係進程將由他親自掌舵。巧合的是，4天之後，尼克鬆對《時代周刊》雜誌表示如果在他有生之年還有什麼事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雖然此時他並沒有讀懂天安門城樓上那東方人特有的暗示。他們不謀而合了。
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參加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美國隊應邀訪華。小球推動大球，“乒乓外交”成為周恩來的精彩之作。
7月9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神不知鬼不覺地從巴基斯坦飛到北京來完成他的“波羅”行動。周恩來帶領黃華、章文晉、韓敘、冀朝鑄、熊向暉，還有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與基辛格舉行了坦誠而友好的會談。7月15日，雙方同時發布了震驚世界的公告：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鬆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於1971年7月9日到11日在北京舉行了會談。獲悉尼克鬆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鬆總統於1972年5月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鬆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邀請。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在最初的中美接觸當中，喬冠華做了些什麼工作，我們並不太清楚。他的重任是中蘇談判。根據1969年9月11日周恩來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首都機場會談中達成的諒解，中蘇就邊界問題進行談判。中國方麵談判的領導分成一、二、三線。第一線是喬冠華、柴成文，第二線是代外長姬鵬飛、總參謀長黃永勝，第三線是周總理。喬冠華實際就是代表團團長，負責麵對麵地與蘇聯代表團團長、蘇聯第一副外長庫茲涅佐夫談判。這是一場艱巨的馬拉鬆式的談判。
在當時，蘇聯的大軍壓境是更為現實，更為緊迫的事，也許正因如此，中央派喬冠華、姬鵬飛負責，而把同美國人打交道的差使交給黃華、章文晉。而且喬冠華在1971年5月因咳血肺結核舊病複發住院，7月才出院，或許這也是一個原因使得喬冠華沒有能過多參與中美接觸。
10月，基辛格第二次來華，為尼克鬆訪華最後敲定日程安排。這一回，喬冠華隨同周恩來與他進行了會談。因為不涉多少原則性的實質問題（這些要等尼克鬆親自談），會談進行也很順利，氣氛也極為熱烈，周恩來甚至抽出時間和基辛格的一大班人馬進行親切的非正式交談。
10月26日，基辛格要乘“空軍一號”專機回國了，周恩來把他送到釣魚台國賓館門口，麵露笑容，輕鬆地用英語同他道別：“博士，歡迎你很快回來共享會談的愉快！”這著實令基辛格驚奇和喜悅。他哪裏知道，聯大表決結果剛剛傳來，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把國民黨集團代表從聯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23國提案以壓倒多數通過（76票讚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周恩來沒有讓他難堪。
在駛往機場的途中，喬冠華想故意逗一逗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這屆聯大中國能恢複席位嗎？”
“恐怕不行”，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說，“估計明年尼克鬆總統訪華後，中國就能進去了”。
喬冠華仰起臉來，爽朗地哈哈大笑，“我看不見得吧？”
四個月後，1972年2月21日，尼克鬆總統在先期專程去上海迎接他的喬冠華、章文晉等陪同下，飛抵北京。尼克鬆微笑著走下舷梯，遠遠地向周恩來伸出右手。歡迎儀式是簡單樸素的，天安門廣場也沒有上千上萬群眾手舉鮮花夾道歡迎。在內部的報告中，他還是帝國主義頭子。但不管怎樣，尼克鬆開始了他“改變世界的一周”。
喬冠華是起草聯合公報的主要參加者。會談是極其艱苦的。周恩來與尼克鬆談，喬冠華與基辛格談。他們仔細地推敲公報草案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詞。尤其是在敏感問題上。雙方在這種問題上互不相讓，往往形成僵局，會談氣氛也很緊張。而這時總是要活躍一下氣氛，談點別的，說幾句俏皮話，或者就幹脆不談了，去吃烤鴨。有一回又談僵了，喬冠華衝著基辛格一樂，說道：“博士，你是在德國出生的，我是在德國獲得博士學位的，我們應該有共同點。但在德國哲學裏，我喜歡黑格爾的辯證法，你喜歡康德的‘自在之物’，這大概是我們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台灣問題是最突出的難點。雙方的立場可謂相差十萬八千裏。每一個措詞、用語的不當都將涉及中國的主權問題和中國政府的合法地位。“基喬會談”耗費心思最多的也在這上麵。一個個不眠之夜就在字句、行文的細微差別的爭論與協商中度過。喬冠華自己後來回憶道：“從2月22日到27日，幾番爭執，幾番協商，幾個不眠之夜，加起來是一百多個小時。不是親自參與的人，不可能了解這個聯合公報中的一些行文，其一詞一句曾是經過怎樣的修改，最後怎樣達成協議的……這些細微的差別顯然不屬於語言學，而是外交學和政治學。”
在公報中，雙方用平和的語言各自闡述了立場，周恩來無疑是最大的成功者，喬冠華在協助周恩來開啟中美大門的過程中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這對他當時孤獨的心情多少是點安慰。
3.聯合國的喬旋風
毛澤東在1971年曾說，中國這一年取得了兩大勝利，“一個是林彪倒台，另一個就是恢複聯大席位。”
1971年10月25日晚，紐約聯合國總部一片歡呼聲、掌聲“我們勝利了”、“中國萬歲”。興奮的代表唱起了歌、跳起了多姿的民族舞蹈。這是一個曆史性的時刻，聯大會場像是刮過一場龍卷風。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案以壓倒多數獲得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贏得了屬於她的席位。
這是一個多麼艱辛曲折的過程。1943年10月30日中、蘇、美、英在莫斯科發表《四國普遍安全宣言》開始發起成立普遍性國際組織，經過1944年敦巴頓橡樹園會議、1945年雅爾塔會議和舊金山會議的討論完善，於1945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聯合國。中國是51個創始會員國之一和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1949年蔣介石國民政府被推翻，但還長期霸占在聯合國的席位，中華人民共和國遲遲不能恢複自己的合法權利。對於究竟由誰代表中國，聯大幾乎每年都進行表決：
美國長期操縱聯合國表決機器，利用它的多數阻撓把中國代表權問題列入議程，隨著亞非新興國家不斷湧入聯合國，支持中國的票數越來越多。正當美國愁眉苦臉的時候，日本提出把中國恢複席位作為“重要問題”來討論，這樣一來隻有獲得三分之二的多數才能通過。美國大喜過望，由此進入到從程序問題上保衛台灣地位的階段。
然而中小國家與日俱增，美國的後院拉美也“侵入了時髦的第三世界主義”，就連北約盟國都一年比一年不聽話，英、法自不待言，而加拿大在1970年10月13日與中國建交更加劇了美國的不安。美國拋出了最後一張王牌：“雙重代表權提案。”即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驅逐台灣，實際上就是在聯合國內製造“兩個中國”。基辛格把這個方案帶到了北京，遭到周恩來斬釘截鐵的拒絕，“中國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的時間很長了，中國還可以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