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司徒雷登的心事
1949年4月23日，一隊隊身穿黃卡其布軍服、頭戴紅五星圓帽的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士兵出現在南京城裏外國使館區的大街上。各國使館緊閉的大門後麵，一雙雙眼睛警惕不安地注視著這支陌生的軍隊。
中國共產黨軍隊攻占首都南京的消息隨著電波迅速地傳向全國、傳遍全世界……
華盛頓。美國國務院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像炸了鍋，記者們連珠炮似地問道：
“美國會對中國的局勢進行幹預嗎？”
“美國將繼續支持中國國民政府嗎？”
“美國是否打算與共產黨政權進行官方的接觸？”
“美國會撤走在南京的外交人員嗎？”
一封封加急電文從國務院飛往太平洋彼岸……
坐落在南京市上海路與漢口路交界處的美國大使館也因解放軍的人城掀起一陣不小的波瀾，但很快就平靜下來，因為使館的人們發現，大使先生像往常一樣，按時從官邸來到大使館辦公，沒有什麼異常的舉動。
司徒雷登那高高的身材在臨街的窗前佇立著，與他的實際年齡相比略顯年輕的臉上透出基督徒式的安詳和肅穆。窗外，被綿綿春雨打濕的街道上隻有一些巡邏的解放軍士兵，遠處，隱約傳來嘈雜的人聲。南京城正在恢複她往常的模樣。看著這一切，司徒雷登感到心底湧起一股股異樣的滋味，時而似失落，時而似莫名的亢奮。這就是中國，他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從作為一個傳教士再度來到中國，到創辦燕京大學，再到出任美國駐華大使，他一生的事業都和這個國家結下了不解之緣，可結果竟是這樣……
“不！”司徒雷登在心裏輕輕地喊了一聲。想到這裏，一些令司徒雷登興奮的念頭跳進他的腦海中：……國務卿……艾奇遜……密電……中共領導人……接觸……
似乎忽然想起了什麼，司徒雷登轉過身，對著正蹲在火盆邊燒文件的一位中年人問道：“傅，你認為周恩來能得知我們的意見和要求嗎？”
傅涇波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長得略胖，白晰的臉上戴著一副金絲眼鏡，頗有幾分學者風度。司徒雷登許多不便公開的事務都由他去經辦。
聽見司徒雷登的話，傅涇波將手中剩下的幾份文件放人火盆中，一邊站起身，一邊回答道：“我在香港的時候，給周恩來、鄧穎超等人寫了幾封信，他們應該能收到。嗯——另外，陳銘樞等一些民主派人士不久要赴北平參加中共政權，我看我們也可以通過他們向中共領導人傳達我們的信息。”
司徒雷登顯得有點不放心：“像陳銘樞這樣的人未必有機會向中共最高領袖當麵表達意見……”
“周恩來一貫禮賢下士，而且，據說中共主席毛澤東也為人和藹——他年輕的時候曾經是一位教書先生。”傅涇波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揶揄似地說。
司徒雷登點點頭。傅涇波的解釋畢竟給他增添了幾分信心。
2.毛澤東：“我們再也不會上當吃虧了”
夜幕中，一輛紫紅色的科力司牌轎車駛入香山東門。
熟悉的人都知道，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乘坐的汽車。自國共和平談判開始以來，周恩來每天的工作日程幾乎都是這樣，白天到北平城內去辦公，直到晚上才回香山的中共中央總部駐地。
周恩來下了車，立即又鑽進停在旁邊的一輛吉普車裏——小汽車是上不了山的。吉普車緩緩地沿著崎嶇不平的山道爬了一會兒坡，來到一個院子門前停下。
這個院子就是毛澤東的住所——雙清別墅。周恩來回到香山，一般都先到這裏來向毛澤東彙報工作。
院子北麵有一排灰白色的房子，中間是一間寬敞明亮的大屋。紅漆木板地麵，東邊牆角處放著一張辦公桌，四周靠牆擺放著長沙發和木製的圈椅。這間屋子是毛澤東辦公的地方，兼作會議室和會客廳。
周恩來走進屋裏，發現毛澤東已在等著他了，便笑道：“主席已經聽到好消息了吧。”
“嗯”毛澤東笑著，從辦公桌上拿起一張電文紙，微微地眯縫著眼念道：“英勇的人民解放軍21日已有大約30萬人渡過長江……占領南岸廣大地區，現正向繁昌、銅陵、青陽、獲港、魯港、諸城進擊中。”
這是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的解放軍渡江作戰的電訊文稿。
毛澤東抬起頭，高興地說：“蔣介石想拖延時間，重整軍隊，卷土重來。他認為我們好欺騙。可不知道我們也需要這段時間調動軍隊，造船修船呢。他在那邊修防線，我們在這邊架大炮，誰也沒閑著。結果呢，他隻落得個拖延時間破壞和平協定的罪名，什麼便宜也沒沾上。我們利用夜色，利用炮火掩護，一下子就過去30萬軍隊！”
屋裏發出陣陣爽朗的笑聲。
周恩來仰靠在沙發上，習慣地用右手拍著扶手，說：“據浦口我軍報告，電訊局要通了南京電訊局的電話，那邊說：‘他們都跑光了，我們等著你們來接收。’國民黨的抵抗比我們預想的要弱得多，接收南京的工作看來宜早不宜遲。”
毛澤東點點頭：“一俟南京解放，即可電告總前委，指示鄧小平、陳毅二同誌率華東局機關人南京城主持一切，劉伯承率領之軍管會及市政府機關亦早去南京。”
“南京一旦解放，外交問題就突出起來了。”周恩來接著毛澤東的話說道，“各國大使館仍然留在南京，要看看中共的動向如何。據說李宗仁在一次邀請美、英、法大使參加的茶會上，呼籲美、英、法三國對國民政府的災難不應袖手旁觀。但是三位大使反應很冷淡。他們是準備與我們接觸的。司徒雷登一直在到處找我們拉關係，還讓他的私人秘書傅涇波從香港寫信給我和小超，要求與我們接觸。”
“美國人這是兩麵做法。我們要廢除不平等條約，要按平等原則進行談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我們不承認。他們不甘心，決不會很快改變敵視我們的政策。但是他們在中國有經濟上的利益，有生意要做，還有許多僑民在中國，所以想和我們建立關係。我們的立場是民族獨立，平等相待，在政治上不排外，在軍事上不挑釁。反正各國大使館在那裏，我們既不斷絕，也不急於建立外交關係。如果急於要求承認就會陷於被動。我們雖未與他們建立外交關係，但對僑民還是保護的。生意也可以做，隻要是兩利就可以做，能平等待我們就行。”
周恩來靜靜地聽毛澤東說，不時俯身作一些記錄。
“我們和美國文仗武仗都打過。”毛澤東做了一個堅定的手勢，繼續說道，“帝國主義就是紙老虎，你硬一點，他就軟一點，你軟一點，他就騎到你的頭上。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再有一絲一毫的幹涉。對於美帝國主義，我們就是要使他明白這一點。對於司徒雷登，我們不承認他是大使，但可以和他進行非正式的接觸，摸清美國的意圖。我們和美國打過交道，一次是赫爾利魏德邁時期，一次是馬歇爾時期，沒有經驗，上了當。有了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以後再也不會上當吃虧了。”
3.“黃華，你去南京吧”
黃華懷著激動的心情跨進了中南海新華門。
這是多麼熟悉的地方啊！不過20年，黃華三進北平，在古都經曆了這個國家最為深刻的曆史變遷。
1932年，王汝梅，一個血氣方剛的河北青年背著行囊、滿懷著求知的渴望跨進位於北平西北部的燕京大學。那是一個民族災難不斷加深的時期。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三省、熱河，又把侵略的矛頭對準平、津以及整個華北。國難當頭，熱血沸騰的王汝梅和千千萬萬的愛國學生毅然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高校學生在新華門前的示威遊行揭開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九”運動的序幕。
就在這一時期，王汝梅選擇了自己的事業和人生目標。1936年夏天，王汝梅從燕大畢業後即奔赴當時革命的聖地——延安，此前，他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將自己的名字改為黃華。
第二次是在1946年。已經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科長的黃華重返闊別十年的北平，這一次，他是作為北平軍調部中共方麵新聞處處長來的，同時任中共代表葉劍英的秘書。那是去參加一場在“狼窩”裏進行的戰鬥。在周圍，除了有頑固的國民黨內戰派和假“調停”之名行支持國民黨消滅共產黨之實的美國人，還有許多被謠言所蒙蔽蠱惑的中外記者。作為中共方麵發言人，黃華表現得冷靜、不卑不亢，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擊破了國民黨內戰派們一個個謊言和反動宣傳。11月，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葉劍英在中南海“華北剿總”門前對“剿總總司令”傅作義說：“我們還會回來的。我們下一次將作為北平的主人而來！”（1949年1月，北平解放，葉劍英任第一任市長）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總部從西柏坡移駐北平香山。中國革命勝利在望，中共中央決定建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在挑選團中央幹部時，看準了年輕而又經驗老道的天津市軍管會外事處處長黃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