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個與基辛格握手的中國外交官
1969年，在周總理的親自過問和關懷下，章文晉結束了在江西“五七”幹校一年多的改造生活，重新回到外交戰線上。不久，他出任西歐美澳司司長。在那個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歲月裏，周恩來艱難地在風波中把握著共和國巨輪的航程。轉過險灘，駛過惡水，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英明指引下，新中國外交一個曆史性的轉折正在悄悄臨近。
“1971年7月初的一個晚上”，當時在外交部禮賓司工作的唐龍彬回憶道，“我接到通知說，禮賓司代司長韓敘要我馬上去外交部……韓敘單獨告訴我：有一位美國高級官員秘密來訪，你要參加接待。明天就去釣魚台國賓館集中。此事要絕對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對家裏人也不能說。”
在差不多同時，接到相同通知的還有王海蓉、唐聞生和章文晉。
這位即將來訪的神秘的美國客人就是後來在中國家喻戶曉、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這幾位中國外交官的使命是專程飛往巴基斯坦，迎接基辛格一行的“北京之旅”。
這是新中國外交史上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但要知道，為了這一刻的到來，中美兩國領導人下了多大的決心、承擔了多大的風險、付出了多少心血！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中美關係經曆了被史學家們稱為“失去的20年”的隔絕和緊張對峙時期。在極端反共的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時候，美國外交官對新生中國的外交人員極端無禮。美國國務卿違反起碼的外交禮貌，甚至杜勒斯在國際會議的公開場合拒絕與周恩來握手。
曆史的發展往往都不是以一兩個人的意誌為轉移的。60年代以後，美國在越南陷入了戰爭泥潭、中蘇關係從“蜜月”走上了決裂和對抗、蘇聯在全球展開了咄咄逼人的霸權攻勢、中國成功地實現了核爆炸……一係列事件都預示著世界格局與國際形勢的巨大轉變。麵對蘇聯的擴張之鋒，美國感到了自身力量的不足，當看到中國作為獨立力量的崛起時，美國不得不把手伸過太平洋，試圖叩響與中國和好的大門。
1969年2月，尼克鬆出訪歐洲。在法國凡爾賽的大特麗愛依宮，尼克鬆與戴高樂進行了一次十分深入的談話。在談到中國問題時，尼克鬆說：“在美蘇對話時，美國可能需要在中國問題上為自己找個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10年，隻要中國有了巨大的核進步，我們就毫無選擇的餘地了”。
戴高樂一針見血地回答道：“你現在承認中國，總比將來中國強大後被迫這樣做來得好”。
恰恰在同一時刻，1969年4月，中共“九大”之後，毛澤東指示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老帥”對國際形勢進行一次全麵的細致的研究。在經過近5個月的認真研討之後，“老帥”們果斷地提出，要在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係。陳老總提出，在中美關係上甚至可以采取一些“不合常規”的思路和手段。
1970年9月27日，尼克鬆在接受《時代周刊》記者的采訪時，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如果說在我去世之前，有什麼重要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去。”
12月18日，毛澤東在接見美國著名作家、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時表示：歡迎尼克鬆這樣的“右派”來訪問中國，因為他是總統，中美之間的問題畢竟還得同他解決。
但是，願望是一回事，把願望變成實際的行動是另一回事，實際的行動要獲得令人滿意的結果又是一回事。中美關係20年的冰凍要在這一刻間化解，談何容易！
為了與中國外交官接觸，傳遞一條信息，美國駐波蘭大使甚至在展覽會的光天化日之下追趕一名中國使館人員。
“有誌者，事竟成！”一開始，中美雙方都懷著千般的狐疑、一步一回頭、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摸摸索索地前進。但中美之間的聯係渠道和交往還是一點一點地積累了起來。
尼克鬆在回憶錄中不無誇耀地對這段艱辛的“外交小步舞”作了一個詳細的記錄：
“對華主動行動的第一個認真的公開步驟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時我向國會提出了第一個外交報告。”
“北京的領導人清楚地了解這一報告的措詞的意思。兩天後，中國駐華沙大使在同美國大使的會談中，引人注目地建議把他們的會談搬到北京去舉行”。
“10月25日，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來看我，我利用這個機會建立了‘葉海亞渠道’”。
“第二天，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來進行國事訪問……在歡迎他的宴會上祝酒時，我作為美國總統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稱稱呼共產黨中國，即稱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外交信號”。
“我在同齊奧塞斯庫會談時說，即使不能達到同中國重新建立完全外交關係的最後理想，也可以進行高級私人代表的互訪嘛。他答應把這個話轉達給北京，這就是‘羅馬尼亞渠道’的開端”。
“12月9日，周恩來要葉海亞總統傳話說，歡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討論台灣問題。”
“1971年初……周恩來讓齊奧塞斯庫給我捎一個口信……我將在北京受到歡迎。”
“4月14日，我宣布結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對我們兩國間貿易的禁令。我還下令采取一係列新的步驟，放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貨幣和航運管製。同一天在北京，周恩來親自歡迎了我們的乒乓球運動員。”
“信號和口信往返進行了兩年多時間……。現在基辛格和我都認為，我們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必須冒一點風險提出一個主要的建議，否則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輪長期的試探和摸索階段。我斷定，邁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議進行總統訪問的時候已經來到。”
尼克鬆決心邁出的這個“更大的步子”，就是章文晉一行人即將出發去迎接的基辛格“震動全世界”的秘密訪問。
這次訪問被命名為“波羅一號”，意在效仿古代馬可·波羅的那次為西方揭開中國神秘麵紗的傳奇之旅。然而，基辛格先生這次創下的曆史，無論在其神秘性、獨創性、戲劇性，還是在其引發的震動和衝擊性影響力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基辛格首先出發到中東、越南、印度作他獨特的例行穿梭飛行。作為其中的一站，7月8日，基辛格飛抵巴基斯坦。一場精心炮製的好戲就開場了。
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眉飛色舞地描述道：“葉海亞總統在招待宴會中開始執行我們的計劃。我的肚子疼成了大家的話題。他高聲宣布，伊斯蘭堡天氣太熱，會影響我複原，他一定要我到那蒂亞加利的總統別墅去休養，這個別墅靠近總統的賓館，位於穆裏以北的群山中。當我遲疑表示不同意時，他堅持說，在一個穆斯林國家裏，要由主人的意誌而不是客人的意誌來決定。其實這完全不符合曆史事實。但他說得懇切異常，以致我手下一個特工人員聽到以後，立即派了他一個同事前往該地，作為‘先行’去了解情況……”
基辛格到達巴基斯坦後就立即裝出了一副肚子疼的樣子，葉海亞總統就順機擺出主人的殷勤好客，挽留基辛格到偏遠的山莊別墅去休養。主客倆一唱一和，大演障眼戲法。新聞界果然被騙了進去，基辛格贏得7整整兩天的隱身時間。不幸的是，為了保密，一位勤懇的特工人員也被騙了進去，他提前趕到了那個別墅。基辛格“無法可施，隻好要求巴基斯坦人把這位倒黴的特工人員扣留在那蒂亞加利，直到我從北京回來”。
正在伊斯蘭堡的“金蟬脫殼”好戲上演的時候，一架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飛機已經從北京南苑機場騰空而起。飛機越過了冰封素裹的喜馬拉雅山脈，不動聲色地降落在伊斯蘭堡査克拉拉機場。這架能容納一百多名旅客的飛機機艙裏，隻有四位旅客。他們正是章文晉和唐聞生、王海蓉、唐龍彬一行人。他們是8日淩晨出發的。明月西沉，萬籟俱寂，北京還在黎明前的甜夢之中，而飛機上的章文晉卻是睡意全無。他反複咀嚼著臨出發前，周恩來總理的親口囑托：“這是中美交往中斷二十年後第一次重要的高級會晤，說明了美國政府封鎖敵視中國政策的完全失敗。為了擺脫被動局麵，美國不得不放下一貫傲慢的架子，跑到北京來與我們會談……我們應該本著落落大方、以禮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這次工作。”
此行的目的地，巴基斯坦，又使章文晉的心情更加不能平靜。5年前，他被任命為駐巴大使，不料“文化大革命”的風浪驟起。親手授予他特命全權證書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身遭劫難，自己卻成為劉少奇主席任命的最後一任大使。妻子張穎被造反派打倒，遭遇到了非人的折磨。孤身在外的自己最終也未能幸免，被這場風暴裹挾而歸……
而今天又是在這裏，他將親手去迎接中美關係的新旅程。周恩來在臨行前特別叮囑：“章文晉文晉啊，我知道你平時不愛說話，但此行事關重大，他是客，你是主，你一定要采取主動，要多講一點……”
周總理細致入微的關懷使章文晉更加感到了自己肩上責任的重大。章文晉反複地思考著這次任務的各個細節，細致地為每一個可能發生的意外都作了準備。
基辛格在外交舞台上可謂飽經風霜的老手了，但在此刻，他的心情也不比章文晉輕鬆多少。他後來回憶道：
“我出席葉海亞的宴會回來休息的時候，大約已經夜裏十一點了。我心潮起伏，前途吉凶難卜……我輾轉反側不能成寐，這還是我任職以來的第一次。我極力想象將會遇到什麼情況。到一個我從未去過的首都去執行如此重大的任務，而且又與國內完全斷絕了聯係，我開始感到有些沒把握了，這也是我任職以來的第一次。”
7月9日淩晨，基辛格和章文晉兩班人馬同時從各自的住所出發，駛向同一個目的地。天還沒有亮，伊斯蘭堡的街燈照著空空的街麵，汽車載著不眠的中美兩國外交官飛快地穿梭而去。章文晉等人在預定起飛時間前10分鍾趕到了機場，汽車直駛到舷梯下麵。波音飛機龐大的軀體靜悄悄地臥在水泥跑道上，除了前艙門，所有的門窗都密不透光，顯得分外的神秘。登上飛機，章文晉在前艙門旁坐下，緊張地屏住呼吸，目不轉睛地盯著艙門外的動靜。此時，時針正指向4點20分。
幾分鍾後，兩輛黑色的轎車疾馳而來，嘎然停在舷梯下。前一輛車裏下來一個瘦高個兒，那是巴基斯坦外交秘書蘇爾坦·汗先生。後一輛車裏鑽出一個胖乎乎的身影……“基辛格！”4位中國外交官迅速辨認出了這個已經在銀幕上熟悉了好久的身影。待基辛格轉過身來，章文晉看見他戴著一副大墨鏡，頂著一個大沿帽，果然是一副“秘密使者”的行頭。
基辛格一行6人快步登上舷梯，跨進了機艙。中美兩國外交官自從1949年以來，從未如此接近地打起了照麵……
“我第一個看到的是章文晉”，基辛格在回憶錄中寫道，“他是中國外交部西歐美大司司長，周恩來派他來護送我到北京，表示他對這次訪問的重視。章文晉看起來像艾爾·格雷科油畫中的西班牙紅衣主教——當然他穿的是毛式製服——他嚴肅而大方、聰明而不外露。他運用英語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講英語，但這對於他起草會議文件大有用處。他跟我們打招呼，對他來說，一個高級中國外交官陪同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員飛行2500英裏到一個他們自稱為世界革命發源地的政府所在地，這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
蘇爾坦·汗先生作為東道主，殷勤地為雙方一一作了介紹。章文晉等人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與美國高級官員握手的中國外交官。蘇爾坦·汗先生道別離開了飛機。淩晨4點40分，飛機騰空而起。
“我們相互握手致意。這是中美政府高級官員20多年來的第一次握手。一邊是筆挺的西服，另一邊是中山裝和女製服，這不同服裝的鮮明對照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唐龍彬回憶道，“我還清楚地記得，基辛格的手又粗又大。他握手很有力，神態很精明。我當時不禁暗想，這個美帝頭子可能不好對付。”
基辛格的隨行人員中有：
他的特別助理溫斯頓·洛德，後來曾擔任過駐華大使，以及是美國負責東亞事務的副國務卿。他夫人是安徽桐城方苞的後裔，著名美籍華人女作家包柏漪。
約翰·霍爾德裏奇，東亞問題專家，後來曾任中美聯絡處副主任。他出生在中國。
迪克·斯萬邁澤，越南問題專家。還有兩位人高馬大、英武有力的特工人員，約翰D·雷迪和加裏·麥克勞德。
機艙中的氣氛開始時十分緊張，中美外交官麵對麵兩排站著，相互打量的目光中充滿著猜疑和警惕。尤其是那兩位美國特工，他們是登上飛機後才知道他們將到哪裏去的。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他們把自己的手和文件箱銬在一起，走到哪裏都提著。基辛格十分打趣地說：“他們那副樣子，好像八億中國人無論怎樣對待他們，他們都能應付一樣。”這也難怪，20年的敵對與隔絕，彼此間太陌生了！
飛機起飛後，大家搬了一張桌子圍坐下來。基辛格首先打破了沉默和尷尬，笑著對唐聞生說：“很高興能見到南西·唐。”
“這是我在美國時的名字。”唐聞生見章文晉愕然的神態，趕緊解釋起來。
基辛格看到他的幽默似乎已經發揮了效力，就接著開玩笑說：
“南西·唐可以競選美國總統，因為她是在美國出生的。而本人卻不行，因為我生在德國……”
眾人都被基辛格的玩笑逗得哈哈大笑，機艙裏的氣氛頓時活躍了起來。章文晉趁機就問起基辛格在伊斯蘭堡裝肚子疼的細節。基辛格更加來了精神，眉飛色舞地誇耀了一番自己的表演天才，引得機艙裏的笑聲響成一片。中美20年敵對的堅冰似乎就在這談笑間煙消水溶了。基辛格詢問了北京的風土人情，又耐心地向中國外交官們解釋美國為什麼要嚴守此行的秘密。基辛格小心翼翼地試探著說：“我這次北京之行的目的是宣告我們兩國關係的一個新時期，但最好我們首先就整個形勢取得一致的看法。”